那时候的本·伯南克还只是一个小青年，虽然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戴蒙德教授2011年对他挽救美国经济的努力给出A+的高分，戴蒙德的评语是：伯南克运用了他对经济大萧条的深刻理解，尽其所能避免美国重蹈覆辙。不过30年前沃森的时代，那个较低的分数显然让早年风光无限的伯南克感觉很不是滋味。
总之，好不容易博士毕业的本·伯南克，此后6年时间里都不得不以纽约大学访问教授的身份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大约因为论文的低分，本·伯南克执掌宏观经济学教鞭的初衷，一直等了11年才成为终身教授。这听起来颇为滑稽，因为伯南克如今是左右全美宏观经济大局的头号人物。
不过总的来说，本·伯南克在经济学教研上诸事不顺，在1996年至2002年不幸地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据他自己的抱怨，在这个职位上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教授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准备甜面圈”（美国大学的系主任纯属教学的行政服务人员，无钱无势）。于是在2002年，他干脆辞去麻省理工经济系主任的职务，专心做他的联储委员会头把交椅。
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比如本·伯南克终于登上手拿宏观经济指挥棒的地位。据说他的某些行为，诸如在2005年就预言美国不存在一种产业衰退，2008年至2010年的所有经济救援行动，到今天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为倚重的经济助手，作为这样一号人物，多多少少对于自己曾经的分数可能是个另类的说明。2009年、2010年，他入选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并被评为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但这听上去还是有点儿滑稽。因为一个30年前成绩不合格的宏观经济学者如今却成为美国宏观经济的第一号执行者，这听上去怎么都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
要理解这一点，大概还得从30年来宏观经济学界的变迁说起。关于美国的衰退的研究，原本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凯恩斯的理论大概相当于这样一个童话故事：一艘专门清理浸水毛毡的大船，因为甲板上的工人更喜欢晾晒毛毡御寒，结果因一场大雨的浸透，甲板进水导致随时有可能沉船。凯恩斯认为只要让一部分毛毡用体温暖干，另一部分继续晾晒就能躲过危机。
而新古典的理性预期学说认为，这艘大船会进水，主要是有太多的人去甲板上晾晒毛毡，他们本来应该把它放到船舱里加水。大雨不过是让船舱里的水突然变多而已，只有让每个人各行其是，自行决定是晾晒还是加水，才能维持正常的航行。
在1979年本·伯南克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常春藤盟校和斯坦福大学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学术突变，在经济上采取干预政策，已经被视为落伍的行为。经济学前卫分子卢卡斯、巴罗、拉佛等人的理性预期学说开始进入宏观经济学，因为凯恩斯没有提出微观上的理论基础，多年使用财政刺激的微调屡屡失去效果，价格刚性的和干预的说法受到挑战。特别是拉佛等人提出的供给主义，认为美国的滞胀不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而是美国的供给出现了问题。他们提倡一边降低边际税率，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的积极性，一边大幅度降低社会保障。尽管供给主义在政策执行上失败了，但理性预期变成了学术的新潮流。
理性预期的特点很明显，最主要是认为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企业，总体经济还是个体经济，都要遵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的任何干预措施，老百姓长期都能找出应对结果来。他们相信在每时每刻，个体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社会整体的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型到现在为止可能有成百上千个。他们也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非自愿失业人群，总之一句话，按照这种学说，主动干预是错得离谱的行为，政府的干预在任何时候，除非欺骗，没有任何效果。
这套说法本来是从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里弄来的，可是在常春藤有人将其归结为哈耶克—一个被学术界排斥到边缘的社会学家—的贡献。本·伯南克的论文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太追随理性预期的潮流，这自然会招致一些偏见，沃森教授的评分正体现了这种潮流。
事实上，即使到今天，关于理性预期的学说依然在宏观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凡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无一不是这种理性预期学说的忠实信徒，这也是凯恩斯主义不断衰微的原因。不过我们看到的伯南克似乎随着他的主政美联储，美国的干预主义有可能大幅度回潮。毕竟在如今的时刻，再搞所谓的不干涉主义，非但可能招致美国官僚和选民们的不满，更重要的是，理性预期现今正面临凯恩斯20世纪80年代的困境。甚至稍微吸收了理性预期这个概念，实际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格里高利·曼昆都被人误会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这也许预示着经济潮流又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节 格林斯潘知情不报是真的吗
有一个问题在阿罗的单子上，他似乎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艾伦·格林斯潘真对住房泡沫和次贷风险一无所知吗？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那个论坛上的人多数是不愿意真名实姓地指摘的，因为在很多方面，这是个没有必要特别谈论的问题。这几位专家似乎都是倾向于决策者，他们不愿意对一个年迈的老人追加什么难听的罪名。不过这并不妨碍有人愿意开他的玩笑，比如在中国就有位叫赵大有的人愿意开这种玩笑。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2006年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
这个故事据说是专门根据街谈巷议改编的，的确很形象。人们对于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的艾伦·格林斯潘的角色是十分好奇的，这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亲自经历并作出有影响力动作的人，在美国似乎只有格林斯潘一人。格林斯潘似乎在两场危机中的确是那个在中国人看来有点儿问题的片警角色。在美国人的眼里，现在的格林斯潘，则和他倒霉的前任保罗·沃尔克一样，被当作晚节不保的典型。尽管在经济学家眼里，格林斯潘根本不需要戴这种凭空捏造的帽子。
格林斯潘已经“认错”。在国会2008年的听证会上，面对趾高气扬的议员们，他似乎承认了监管出现了部分问题。
由于这种良好的认错态度，大概很少有议员愿意纠缠格林斯潘是不是存在隐匿和纵容监管失利的问题。事实上，议员们也没资格考察格林斯潘的罪行，因为按照美联储的框架规则，美联储无须向议员们负责，也就是说他是不必像克林顿一样被逼上最高法院，接受弹劾调查的。除去美联储本身，没人有权—当然也包括美国总统—去调查这个82岁的老人。
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有糟糕的坏记性。因为现在美国人都知道他认错了，却忘记了过去的十年间这个人是最坚定地坚持不认错的人。如果美国人的记忆力，或者说民主的体制足够不健忘的话，我们大概听说过艾伦·格林斯潘的记性是相当不错的，据说他可以记住办公室文件中每一片纸上的数字。所以我们起码不应该把他看成得了老年痴呆症的里根总统。
2003年4月，在加州里根图书馆，艾伦·格林斯潘第一次发表声明说美国没有出现房产泡沫，2004年10月，格林斯潘第二次指出房地产本身不会产生投机，“因为在房子出售后，房子的所有者必须搬走寻找其他住处”。2005年6月，在国会听证会上，他也只是有限度地承认美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住房泡沫，而全国性的泡沫根本不存在，理由是美国有大量的岗位和工人、资源、技术等，总之没有危机。就在同一个月，《经济学人》指出：世界范围内住房价格的上涨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为泡沫破灭时的经济衰退早做准备吧。至少在格林斯潘的整个任期，他绝对没有承认过出现了住房泡沫。至少在公开的场合，每一年格林斯潘的标志性话语是：美国没有泡沫。
如果说比较起他辅佐的四位总统的朝三暮四，在战争问题上出尔反尔，格林斯潘几乎是一路走到黑的。这好像是绝对违背经济学中的一个规律的，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据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者数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种政策可以一路坚持，永远有效。
第五节 美国政府凭什么劝说人民勒紧裤腰带
阿罗：按照我们的传统自由市场理念，美国对那些陷入衰退的国家施压，认为这是它们自己的事情。现在美国出现了衰退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向谁施压？这是自由市场的失败吗？
乔治·泰勒：自由市场是个复杂的理念。首先我描述过我们衰退的大致过程，不管怎么看，那些干预的内容都不应该被看作市场的失败。我必须说，我们政府对别的国家施压，实际是鼓励坏的行为，事实上这些都源于政府的失职。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奉行一种被斯蒂格利茨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策略。这些策略几乎都是美国以外陷入各种经济困难的国家，比如苏联和东欧、东南亚国家、日本和中国。像萨默斯这样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策略，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美国向全世界说明自由市场的标准公式。
按照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校友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的概括，“华盛顿共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这10类措施基本上是美国向那些失败的国家提供的药方，除了第7条，其他9条在美国都得到很好的执行，斯坦福毕业的优秀学生和胡佛所的高级研究员们，比如里根总统时期做过白宫最高经济顾问的拉弗、菲尔德斯坦、弗里德曼一同给这10条建议定型。当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的时候，100多名经济学专家前呼后拥到了克里姆林宫，给共产主义的领袖上课。
以美国人的角度，这是自由市场的绝对胜利，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里的基本论点之一，共产主义会毁灭自由，资本主义才是自由的基本条件的观点得到了证明。当里根总统不太相信自己耳朵的时候，专家们的观点给了他足够的勇气。总之在那个时代只剩下一种主义是对的，那就是专家们的新自由主义。那时，地球上敌对了40年之久的人们只需要听命于一个专家团的建议，从白宫到红宫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