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新开始
长途汽车穿过风雪向北方疾驰而去，车上人不多，天空一直暗暗沉沉。我浑身无力，迷迷糊糊地靠在车窗上睡觉，等醒来时，车已经停在中途某个荒凉的小镇上。雪似乎停了，夜幕降临，黑暗笼罩了一切，只有孤寂的路灯愈发照出小镇的冷清，无人穿过街道，若有似无的小雨点在路灯的光柱里如失重般飞舞。
乘客们纷纷下了车，跑到附近唯一一家仍在营业的路边快餐店吃晚饭。从基督城到Blenheim需要5小时，看看时间，目前走了一半。本来我只在快餐店里坐着休息，但一整天都没正经吃饭，肚子确实有些饿了，加上这家快餐店价钱公道，最便宜的鸡肉芝士派只要3.5纽币，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买一块，否则等晚上到了Blenheim，恐怕更不方便找吃的——新西兰这鬼地方！
“需要饮料吗？”服务员照惯例问。
“呃……不用了。”我看似在服务员背后的菜单上搜寻心仪的饮品，实际上是在偷偷观察价钱，数字实在太小，看不清，我不得不眯起眼睛。等我终于看清后，发现最便宜的黑咖啡都比鸡肉芝士派贵，便放弃了，掏出一把零钱交给服务员，并领走了我的食物。
我在一张靠墙的单人座上坐下，抓起那块因加热而有些变形的鸡肉芝士派狠狠地啃了两口，就着自带的饮用水咽下去，突然觉得很心酸。要说露露的离开对我一点儿影响都没有，那是骗人的。至少，现在的寂寞是不言而喻的，一种彻底失去希望的寂寞，一种亲手打破希望之后的无可救药的寂寞。
我三两口迅速吃完鸡肉芝士派，这东西很好，分量不大，但热量高，很扛饿。其他乘客仍在不慌不忙地用刀叉吃着更复杂的食物，接下来我就只好继续发呆，本来发呆嘛，应该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想，可是不受控制地，我仍想起露露来，不出意外的话，她应该已经在奥克兰登上回国的飞机了，她那么不操心的人，在没有我指导的情况下，真的可以一个人搞定那么多事吗？万一她误机回不了国怎么办？
正好这时，仿佛心有灵犀般，我收到一条微信，是小鱼发来的。她问我和露露之间怎样了，我实话告诉了她，她说刚才露露一直在跟她微信聊天，她觉得露露是个好姑娘，肯定是我和她沟通上出了问题。我说我没否认她是个好姑娘，只是我们不适合。
“现在呢？她上飞机了吗？”我最后忍不住问了句。
“嗯，已经上去了，你放心吧。”小鱼回答我。
“谢谢。”露露顺利回国我也就完成任务了，我不知道该多说什么，很多事情不管如何解释恐怕外人都理解不了。
“还是祝你旅行愉快。”小鱼说。
“谢谢。”
到达Blenheim已将近9点，The Station客栈离汽车站很近，走两分钟就能到，大大的招牌很显眼。老板Adam事先告诉我，他今晚不在，会有个叫Chloe的姑娘接待我。
我走到客栈的小木屋前，怎么都找不到大门的位置。我绕了一圈，总算看见一扇小门，可是锁着，屋里传出喧闹的音乐声和人声，我敲了半天都没人回应。我疲惫地拖着行李箱，沿着小木屋旁边一条黑黢黢的巷子往里走，在巷子深处不显眼的角落挂着一块小小的指示牌，说前台在隔壁屋。
原来，这家客栈有两间屋子，我到隔壁屋的客厅去询问了一圈，终于找到了热情的法国姑娘Chloe。说实话，尽管对于我这样的穷游者来说，住宿要求已经非常低了，但隔壁屋的客厅还是吓了我一跳，所有家具都像是刚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样，水槽里的脏碗脏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各种衣冠不整、来路不明的男男女女横七竖八地躺在任何一个可以躺人的角落里，屏幕失真的电视机艰难地播放着一场橄榄球比赛，可是旁边音响传出来的音乐声完全盖过了电视机的声音，即使有人盯着电视，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唯一能让人感到庆幸的是，客厅里有一口高大的壁炉燃着火，室内至少是温暖的。
Chloe带我回到之前我去过的那间屋子，原来大门在背后，朝向河边，难怪找不到。本来我还抱有一丝侥幸，这间屋子会不会比那间好点儿？谁知道，进去一看，脏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更要命的是，这边连壁炉都没有！
我随Chloe穿过客厅里闹哄哄的人群，走进一条走廊，第一间靠左的3号房就是我即将入住的地方。果然是表里如一，因为房间里的脏乱程度跟客厅如出一辙，各种衣裤鞋袜、果皮纸屑扔了一地，毕竟客厅里一台起不了太大作用的空调，再加上人多热闹，即使没有壁炉也比较暖和，但房间里就不一样了，阴森森的，简直跟冰窖一般，顿时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暂时没别的去处，只能先住下来再说。
房间里放着两张三层的高低床，总共6张床铺，我选了其中一张空着的下铺，Chloe将干净的床单被套递给我，好在床上用品都是洁白干净的，否则我今晚又只能睡那个臭烘烘的破睡袋。我跟Chloe说现在自己身上的钱不够付房租，但我还有一笔工资最近可能会发下来（我去问Tracy的时候她说的，可是天知道），问她房租能不能暂时缓一缓，等工资一到账我就补上。Chloe说房租直接交给Adam，根据她对Adam的了解，这个要求他是会答应的，总算让我松了一口气，可以活下来了。
高低床有三层，每一层的高度比通常的两层高低床都矮一截，我个子高，收拾东西时不停地撞到头，气得我恨不得拿脚去踹它。因为房间太冷，我担心被子不够，偷偷将中铺空床的被子也搬了下来。等好不容易收拾完毕，我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不禁悲从中来，甚至开始怀疑我来新西兰的目的，好好的干吗自讨苦吃呢？
“嗨，你好！”有人推开门，见到我就打了声招呼。
“你好！”我抬头看去，是一个金发的矮矮壮壮的白人男生。经过互相介绍，我知道了他是德国人，名叫朱利安。
“我们还有别的室友吗？”既然有人出现，我也不能再故作忧郁，便打起精神与他聊天。
“你的上铺还有一个美国佬。”朱利安说，“不过你别担心，你应该见不到他。”
“为什么？”
“我从来没见他回来睡过觉。”
“那他睡哪儿？”
“隔壁屋客厅的沙发上。”
“啊？为什么交了房租还要睡沙发？”
“因为美国佬怕冷，他要睡在壁炉旁边。”
“真好玩儿！”
“对啊，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室友，绝对不会打扰别人！”朱利安大笑，笑起来浑身就像被电击一样抖动，虽然笑声诡异，但你能听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颇有感染力，让你也忍不住跟他一起笑，哪怕没什么好笑的。
至少，笑笑也好，我心想。
7第二份工作
为了不因拖欠房租而被扫地出门，加上自己剩下的方便面仅够再吃一天，即使新工作马上开始，并在不克扣以及不拖欠工资的情况下，也至少得一周之后才能拿到钱，走投无路的我只好对Tracy死缠烂打地讨薪，用短信、电话进行地毯式轰炸，不再相信她的任何借口。
我到Blenheim的第二天是周六，Tracy正在奥克兰过周末，她被我烦得受不了，特意跑到公司本部盯着她老板将工资当场打给我。果然，很快就到账了，因为当时在Tauranga的后两周雨水较多，工时不够，而且最后一周我为了去奥克兰接露露而没有做满，只有500多纽币，但总算松了一口气，活一两周没问题了。而这件事教会了本来不想在异国他乡惹是生非的我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道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钱有了，客栈老板Adam却仍不见踪影，我找了他一天，能问的人都问了个遍，没人知道他在哪里，给他发短信也不回。最后我又去问Chloe，她叫我别着急，Adam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等遇到他时再给也不迟。
“我什么时候能遇到他？”我其实是想跟Adam落实新工作，舍不得房租，套不到工作啊！
“嗨！天知道！Adam根本不在乎房租！”Chloe是个大嗓门儿，充满法国式的幽默感，她觉得我一根筋，不想再费口舌，冷不丁地朝我肩膀猛拍一掌，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转身跑远了。这辈子我从没听说过不在乎房租的房东，尽管这家背包客栈看起来破破烂烂又脏兮兮的样子，但我突然对它产生了某种奇怪的好感。
我们这间屋子里大部分住客都是白人，除了极个别幸运儿找到了室内工作，其他人都在葡萄园做户外工。由于户外工是按工作量算钱，所以不存在开工时间，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虽然今天是周六，大家本来也要开工，但早上突然一场大雨，将大家出门的脚步全都挡了回来。静悄悄的客厅一下子人满为患，电视机开着，大家心不在焉地看着，偶尔有人聊几句天，就这样打发着时间。
亚洲人很少，只见到一个单眼皮、小胡子的男生端着笔记本电脑始终默默地躲在沙发角落，对身边的动静不闻不问，一副酷酷的样子。我以为他是日本人，看起来没那么好接近，就没过去搭讪。
后来，我走进客厅旁的休息室，那里比较安静，我又见到两个亚洲人，一男一女，正坐在地上玩儿手机。男孩头发比较长，遮住了眼睛；女孩身材偏胖，却一脸和善。他们见有人进来，抬头打了声招呼，我便走过去一样坐在地上，与他们攀谈起来。
男生名叫文森，中国香港人；女生名叫Vernice，新加坡人。文森性格腼腆，说话不敢抬头看我，而且，他居然不会讲普通话，交流起来有些困难，好在他能听懂，于是我们的交谈就变成了我讲普通话，他讲英语——因为他讲粤语或者讲粤语口音太重的普通话我听不懂，这可真要命！反倒跟外国人Vernice说话比较轻松，虽然新加坡人习惯将中英文夹杂在一起，而且听起来口音怪里怪气，你得分辨半天才明白她在讲什么东西。另外文森在跟我讲英语时，我又会条件反射地跟他讲上几句英语，等反应过来才改回普通话。总之，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就各种语言、各种口音乱七八糟地瞎讲一气，倒也别有一番乐趣。
文森和Vernice一样在Blenheim的葡萄园做户外工，差不多快3周了。昨晚我跟朱利安打听过，他说这份户外工确实是名不虚传的辛苦，他工作了快10周，现在身体都要散架了，听得我心惊胆战，现在我又向文森和Vernice打听具体情况。对于这件事的辛苦，他俩频频表示赞成，尤其是文森。
本来我还纳闷为什么身强体壮的男生们喊累喊得比娇弱的女生还凶，后来才知道，这份户外工跟我之前摘猕猴桃不一样。摘猕猴桃只有一道工序，那就是摘，没完没了地摘。而葡萄园的冬季剪枝则有四道工序，剪、拽、修、绑，前面两道工序最辛苦，只能男生做，据说一天工作下来，会累到连刀叉都握不住；后面两道工序相对轻松，可以让女生做，但是想要赚钱，必须达到一定速度，而大部分女生依然吃不消。所以我们这间屋，只有两个女生留下来工作，除Vernice之外，还有一个名叫Lina的德国女生。
至于剪、拽、修、绑到底是怎么回事，毕竟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文森和Vernice联合起来费力地跟我解释了半天，我仍然一头雾水。总而言之，即将到来的新工作在我看来，就是一份既辛苦又复杂，本地居民不愿做、专门留给打工旅行者来自找苦吃的差事。
摘完猕猴桃，又来体验这份号称打工旅行最苦四大差事之首的冬季剪枝，我也算不虚此行了。况且，有些事情你不亲身去体验，也不知道它会苦到什么程度，究竟是一苦到底，抑或是苦后回甘呢？
到了第三天，我总算逮住房东Adam。他是一个似乎永远处在梦游状态的家伙，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一脸茫然，我把手机上发给他的短信亮出来，他才恍然大悟：“哦，你是想找工作的对吧？”然后，他把我的护照和新西兰签证复印了一下，叫我周一早上7点半在门口等，一个名叫琳恩的工头会来接我，我把复印件交给她就行。
“请问还有事吗？”见我仍傻站在原地不动，Adam一脸疑惑地问我。
“我还没交房租。”我简直觉得这句话有点黑色幽默。
“哦！是哦？”Adam一拍脑袋，“我怎么把这个忘了？”是的，后来我才发现，Adam不仅会忘了我的房租，也会忘了其他人的房租，不仅忘了一周的房租，甚至有人三周四周没交房租他都不记得，只等别人主动找上门。我敢打赌，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糊涂房东的比赛，我肯定毫不犹豫地投Adam一票。
“琳恩？那你跟我是同一家公司。”文森告诉我。
“是吗？这个工头怎么样？”我向文森打听，可千万别再是个讨人厌的工头。
“她不错，如果你一开始工作速度太慢，她会发给你最低时薪。”文森说。
“如果做的速度快呢？”我问，因为做户外工的人收入差距可以拉得非常大，有人一天能赚300纽币，有人一天只能赚30纽币，整整相差10倍。对于我这种四体不勤又吃不了苦的人来说，真怕到最后连生活费都赚不够，如果有最低时薪做保障当然求之不得，那样每天至少有100纽币收入，我已经知足了。但谁不贪心呢？万一我真的潜力无穷，速度快到像是练过少林寺的无影手呢？如果只能拿最低时薪岂不太亏？
“你速度快，就能拿得更多。”文森说道，这样我放心了，既能保证基本工资，又有提升的空间，再好不过。果然，还是白人工头比较厚道。
“除了我们俩，还有谁跟我们一起？”我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