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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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写在前面

这里辑录的是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乔木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进行的谈话,共二十四次。其中十五次是邓小平与胡乔木单独谈话。这二十四次谈话,具体地记录了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亲自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直接领导它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推动各方面整顿的历程。

1975年6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7月上旬开始工作。这时,正是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进入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的时刻,同“四人帮”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更为尖锐、复杂的阶段。经过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7月起,又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紧紧抓住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不失时机地对军队的整顿和工业、交通的整顿作了部署,并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和钢铁的整顿。在很短的时间里,铁路运输面貌为之改观,钢铁工业扭转了欠产的局面,并带动了煤炭行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继1974年挫败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之后,在1975年春天新的一轮较量中,在毛泽东支持下,又挫败了“四人帮”企图以“反经验主义”来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这就为邓小平全面开展整顿,促进全国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供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机遇。

整顿的全面铺开和深入发展,势必要进到“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化、思想、理论阵地,在那里展开短兵相接的争夺战。整顿本身,也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的支持。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有鉴于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基本理论队伍的组建。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就同“文革”中一直受迫害、刚刚获得解放的胡乔木商谈此事。到6月,适应着形势的迫切需要,很快就确定利用加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的时机,设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位负责人领导。这个机构一成立,就立即开展工作,投入战斗。

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政研室在1975年7月起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除从事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经常工作外,主要做了以下各项工作,发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一、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在上送的这些材料和信件中,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在报刊宣传中不提“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等问题,抓住了他们破坏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罪证。这些材料和信件,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和材料所作的批示,特别是对《创业》编剧张天民的信所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黑暗统治,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电影《创业》、《海霞》得以通过发行,《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得以举办,长篇小说《李自成》得以继续写作和出版,李春光批判文化部的大字报得到肯定,“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方针下,1975年夏季,中国文艺界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冲开“革命样板戏”独占文坛的局面,迫使“四人帮”在上述问题上不得不暂时转入退却和防御的地位。

二、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起先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在这两个文件中,按照邓小平的指导意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在发展工业、发展科技等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左”倾理论,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比较全面地提出了经济领域和科技、文教领域进行整顿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

三、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以邓小平关于整顿的一系列讲话和有关中央文件为指导,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破坏活动。此外,还起草了评《水浒》的文章,试图在总结农民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论述中共历史上和国际共运中投降主义和反投降主义的斗争问题。

四、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垄断受到威胁。

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支持与推动了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和极“左”理论,因而为江青一伙所深恶痛绝。他们把政研室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打击的目标,围剿的重点。江青公开诬蔑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在一份《情况汇编清样》上诬指“国务院的政治研究室是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他们通过报刊反复攻击政研室的负责同志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还在文化部、出版局等单位追查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活动”等问题,打击、迫害与政研室有过联系的干部。他们以百倍的疯狂集中力量打击尚未定稿的《论总纲》和讨论修改中的《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把它们打成所谓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说《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工业二十条》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反复批判,极力诋毁,而且还编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本小册子,于1976年8月向全国广泛发行,印数高达几千万册。他们自以为可以在思想上杀灭对手,然而历史却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并没有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见面的这三个文献,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么,恰恰是在“反击”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这“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历史编排的这种喜剧,真令所有翻看这段历史的人哑然失笑。

正是在这段历史的逆流中,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不得不追叙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史实,从而笔者有可能在今天辑录、评述这些颇为珍贵的史料。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在1976年那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气势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处在斗争焦点的人物,面对的还是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他们都不得不交代、揭发、批判,但是,正如粉碎“四人帮”后在1977年7月1日全室一致通过的,交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总结中所说,“‘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张、江、姚斗争的事情”;他们的交代、揭发都没有涉及到邓小平以外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注意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七位负责同志在揭批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说了过头话,在当时这是难以避免的;个别同志的批判“上纲”较为明显地出了格,那当然是不足为训的,但终究只是不掩大德的一眚。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曾托人带信向邓小平表示歉意。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说道:不必写信了。他(1976年)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发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又说: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4号文件都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邓小平还说: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总而言之,这个人还是要用(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记录)。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从当时的所谓交代、揭发材料中辑录出来的这二十四次谈话,又经过同胡乔木日记和胡乔木亲自整理的一份逐日记事的“手记”核对,应该说内容是可靠的。证之现存的与这些谈话相关的文献、资料、史实,也足以说明这些谈话的内容是可信的。这些谈话,以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策略,对于编写胡乔木的年谱、传记,对于研究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是极有意义的。鉴于这些谈话至今还鲜为人知,故特把它辑录整理出来,以存史实。在每次谈话后面,都注明了出处,并依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写了或长或短的诠释性的文字,对谈话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谈话中涉及的人物、事件,略加说明或评述,供读者参考。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密切相关,特请其作者或主要执笔者邓力群、房维中、龚育之提供三个文件的文本并撰写题注,编为附录,供读者参阅。二十四次谈话关涉到许多文献、资料,附录主要篇目于后,为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一点线索。

历史事件无比丰富、复杂,这份专题资料难免有遗漏、讹错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1994年春初稿·北京

2003年夏二稿·北戴河

2004年夏改定·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