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巧英
我是1971年调入朔县师范的，当时“文革”初期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大潮暂时缓歇，开始复课闹革命了。我们这些臭老九一方面仍在接受“两报一刊”等革命理论家们的革命教育，一方面战战兢兢地上起了文化课。无论如何，比整天等待、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要好活多了。
朔县师范幽美的校园环境更让我和孩子们常常有梦入桃源的感觉。记忆里图书馆——原本是教堂大堂——西侧的丁香路每到春夏之交，扑鼻的丁香味，让人陶醉。特别是夜夜在办公室读报，学梁效等革命文章，学得发昏，散会后从丁香路上走过，似乎上天以其淡香对我们加以抚慰。还有东院大片的杏树，杏花开时繁花似锦，香气馥郁。结果后将黄澄澄、香甜可口的大圆杏收在筐子里，给全校师生分。记忆里没有学生甚至教工子弟偷摘过。当时的师范虽在政治风浪中颠簸着，但依然恪守着严谨的校风、校纪。
毕竟那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浪潮一拨一拨地来。1972年批林批孔开始了。当时朔县师范还是按照原有办学传统，要求学生用毛笔写作文，我所任班有一位平鲁来的同学，两次没交作文。我找他了解为什么没交，他说：“我没有毛笔、墨盒。”我赶忙殷勤地说：“没关系，我有，我给你准备好。”那时的学生是公社推荐上来的贫下中农子弟，我想也可能家里就是没有这些器仗，作为教师理应帮助。他似乎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不会抓毛笔”。我傻傻地说：“那我教你。”还啰啰唆唆地讲了些会写毛笔字的好处。他没再说什么，悻悻地走了。过了两天，有同学来我宿舍——当时的师生关系分两极，一部分把教师视作臭老九、革命对象时时盯着找问题；更多的没有了师道尊严，把教师当朋友，当然有好朋友，有一般朋友。我当时年轻，有几位好朋友。她们劝告我，以后别太认真，讲好课就行了。并告知前天晚上平鲁那位男生写了大字报，要声讨我这个“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当时有两位阳高男生警告他：“冯老师怕你，我们可不怕你，你要敢贴出去，我们敢锤得你起不了炕。”大字报终于没贴出，胎死腹中了。我当时怅惘、难过，也反思我错在哪儿，不得要领。
大约是1973年，刘甦明书记调来后，教书秩序更加正规，雁北教委领导来听课，本校教师互相观摩，好像“革命”稍息，复课变真了。但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二次出山后，学校气氛又严峻起来。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有许许多多关于“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的叫法，常常以“四只眼”代江青，因为她戴眼镜）的坊间传闻。中央“文革”下令“追谣”。当时的朔县师范大多是外地人，尤其历年都有从北京因种种原因分派下来的。“文革”期间又有一批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学法语撤回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师范。有的无书可教，有的女孩子当了收发。“追谣”时这些人自然成了重点。有趣的是，当时北京的传言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津津乐道。但开会时却总是哑场。教研组长频频催促，人们就是一言不发。有的革命性强的组长会指证：“某某，你那天和××说××××××，你是听谁说的？”这某某会作回忆状，思考半晌说：“噢，那是我在北京的公共厕所，听人说的。以后可不管这些闲事了。”有的革命组长启发大家：“有人说××××，你们没听说吗？”大家作惊诧状：“还有这事？没听说过！”组长无语。那是一段很有趣的时光，当时倒不觉得有趣，只有忐忑——人人心知肚明，每开会却装傻充愣。局外人看起来颇具冷幽默味道。反映的是经过运动陶冶后的人心。
当时的朔县师范校内像一个有形形色色人和事的大家庭，学校就在村子里，学校教工和村民像亲戚近邻般来来往往。教工的小孩就上村里的小学，虽然复课了，“读书无用论”还正时兴，我们也从没过问孩子们的学习，教工子弟、村里孩子的顽劣可想而知。记得有一年放暑假头天，大队的喇叭大声播报：“社员们，大事不好了，小学放假了。”至今我的大孩子回忆起来还乐不可支。
1975年秋冬周荣鑫出任国家教育部长，决定恢复全国师范专科学校。雁北师专筹备恢复。1976年春我们夫妇调往雁北师专，全家搬到神头，离开了留下许多记忆的朔县师范。
作者简介：冯巧英，女，河北人，1965年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古典文学教授。1965至1971浑源师范教师，1971至1976朔县师范教师，1976至1987雁北师专教师，1987至2001太原大学教师、系主任。2001退休后研习佛学。主要著述《古典文学论文集》、《清凉三传注》、《昙鸾集评注》、《安乐集注绎》、《永明延寿大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