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蔼蓁
18岁到35岁是青年人学习知识，报效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黄金时期。我从10岁时读书，18岁如愿以偿进入朔县师范就读，承蒙知识渊博的老师的教诲，获益匪浅，该是多么惬意的时光。然而在1960年秋季，朔县师范极“左”路线制造政治事件让我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我由胸戴鲜花的准军人变成囹圄三年的阶下囚。我用15个年头的青春岁月，解读了“自由中国”冤案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五味杂陈忆母校，我有千言万语……
1957年我从山阴中学毕业，参加了在大同师范举办的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当我接到朔县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时，欣喜若狂。因为我将步入仰慕已久的朔县师范深造。进了学校以后，我下决心努力学习教书育人的本领，图书馆是我课余时间常去的地方，面对知识，我如饥似渴广泛涉猎。1958年的11月23日，我与柳义等三名同学被学校选送提前应征。我们戴着光荣花，全校师生夹道欢送，坐火车到了雁北军分区司令部，雁北军分区从全区各学校选招了20多名体育特长的学生，参加省军区选拔出席1959年全运会的运动员（我在学校是篮球队的队长）。参加选拔赛后，又返回大同，在军分区待命。20天后，朔县师范征招了20多名同学入伍，直达宣化炮兵学院。两个月后，我们却接到上级命令“高中以上文化的学生缓征”，我们没有到正式部队，被退回原校复学。
1959年6月，极“左”路线在学校学生中开展了一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一个姓陈的同班同学似乎是受人指使在班会上吞吞吐吐地给我提了许多“莫须有”的错误，我当然不承认。比如：寒假中，我去陈姓同学的村里走亲戚，他请我到他家吃饭，闲谈中他父母问我学校的伙食如何，我说，饭的质量不错，就是量不太足。而他却在会上说我对粮食政策不满，还说我专业思想不巩固等等。我是从小受党的培养教育长大的，12岁时就加入共青团，而且是山阴中学团委的委员，到朔县师范后，我被学校团委聘为组织部干事，还深入到其他支部召开团支部会议，我怎么能对国家的粮食政策不满呢？几次会上我据理力争。我的强硬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检讨”过不了关，后来学校的一位领导亲自坐在我们教室的后面听我的“检讨”。我激愤地驳斥了给我提的意见，整整讲了一节课的时间，这位领导一言未发悻悻地走了。
晚上，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与其在精神压抑噤若寒蝉的环境里苟且偷生，还不如换个环境到阳光灿烂、民主和谐的地方生活工作。在这里，继续读书不会有好结果，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好家里拍电报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我请假获准，于1959年6月14日回家探望父病。班主任给我连发三信要我“逾期不归校考虑后果，望三思！”这种威胁的语气，更坚定了我不归校的决心。暑假里，班主任派遣苗焕然同学动员我归校，也被我拒绝了。1960年2月，我在包钢建筑三公司找到了工作。学校的极“左”路线一年来像魔鬼一样盯着我的行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想不到9月20日朔县公安局的两个警察到包钢找到了我，说我是反革命组织“自由中国”的头头。将我逮捕，带回朔县看守所。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没有听说过什么“自由中国”，想是他们搞错了，过不了几天会放我回包钢工作的。所以我想唱就唱，想睡就睡。他们不要我出去劳动，只要我写交待材料，我有什么好交待的？一个冬天就要过去了，一天，法警把我和张某、沈某某、刘某押回母校公审（刘某是朔县人，已劳教）。在公审庭上，姓武的审判长要我交待罪行，我说：我在朔师读书期间，没有听过“自由中国”这个组织，从1959年6月14日我离开朔师，没有见过学校一个同学（除苗焕然外），没有跟任何一个同学来往过信函，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既然说我是“自由中国”的主席，请你们拿出证据来……坐在审判台上的检察员大吼一声“把他带出去”，于是我和沈某某被带出法庭，他们单独审问张某。判决书下来说我是“死不回头的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实在可笑！公检法断案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对我的判决依据的事实是什么？在接到判决书之后沈某某向我透漏：他和张某、刘某在毕业考试前有一次在进城返校时走到要过铁桥的渠壕里，坐下来闲谈游说要组织一个“自由中国”，当时根本没有提到我，而在向学校交待问题时张某却把自己是主席说成是兰蔼蓁……哦，原来如此！怪不得在看守所里有一个传言：看守所王所长说“从原案看就没有兰蔼蓁”。原来这个传言还不是空穴来风！法官不是不懂办案的原则，是他们在极“左”路线的淫威下不得已而为之。看来当时朔县的公检法是朔县师范极“左”路线的工具。我与张某、沈某某也不是过从甚密的关系，在校时，我还看不起张某。法庭上为什么单独审问张某？看来具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思想的极“左”路线要借刀杀人，通过张某的口供置我于死地！其用心何其毒也！既然这样，申诉也不会有好结果的，说不定还会加刑，所以我放弃了在规定期的申诉。
三年刑满后，我开始了10余年的上访、上诉之路。我先后给朔县人民检察院、朔县人民法院、雁北地区人民检察院、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写了无数份申诉信。最高检、最高院、高检和高院，对我的申诉信都给以复函，告诉我已将我的申诉转到雁北地区检察院或中级法院。让我找地方法院，讨要处理结果。1966年我父亲去世。为了筹措上访路费，我和母亲不得不吃糠咽菜卖点口粮筹钱，朔县、大同不知跑了多少趟，我的申诉始终得不到落实。1972年我给周总理和邓副总理写申诉信，国务院信访办亦复函让我找雁北地区人民法院。我坚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绝不会出现像“小白菜”那样的冤案的。1973年冬天，有一次我在雁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厅长的办公桌上惊喜地看到朔县人民法院报批的表格：“兰蔼蓁，现行三年，认为申诉有理，应纠正。”啊，我与极“左”路线的斗争就要胜利了！厅长告诉我，因为案子发生在学校，必须得有学校同意的签字才能解决我的冤案。然而在极“左”路线的干扰影响下，又拖了一年，直到1974年11月朔县人民法院才通知我办理平反手续。1979年11届三中全会后，彻底清算了极“左”路线的恶行。朔县师范有许多老师和同学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连我们德高望重的刘志英校长都被极“左”路线用“阶级异己分子”的大棒击倒过。朔县师范出现极“左”路线并非偶然，也不是个例。“自由中国”错案被推翻，这才彻底洗刷了受株连同学们的耻辱。在这里我要向因为我而受株连的同学们道一声“对不起”。在我被拘捕后，学校个别不知事实真相的同学，与狼共舞，歇斯底里地给你们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侮蔑你们的流言蜚语，甚嚣尘上，使你们颜面扫地，甚至还牵连你们的配偶。当然，我们心灵的创伤，直到今天还隐隐作痛！其实从1960年到1974年（从我21岁到35岁）整整15个年头，我宝贵的青春年华被罪恶的极“左”路线无情地毁灭了。
但是极“左”路线毕竟花落水去，它只能得势一时，绝不能得势一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沿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向前看！前进！
朔县法院给了我三百元生活补贴，并派人送我回包钢，因为在未转正之前被拘捕，未成在籍职工，不予接收，又返回朔县。最后朔县县委发文安排我当教师，我克服阻力于1975年元月调回山阴二中任教。我如鱼得水，回到了我热爱的教育岗位上。在山阴二中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78年学校安排我担任高考重点班的班主任，代语文课。我深感责任的重大。我夜以继日，钻研教材，与科任老师同心协力，不讲报酬全心全意搞教学，1979年高考揭晓，我的班被大中专院校录取38名学生，4个同学考上了重点大学，还有一个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我的工作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随后的三年，我既参加雁北地区的招生工作，又担任山阴二中补习班的语文教学。1982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被调到县教育局工作，1983年县委任命我担任山阴县教育局长，一直到1990年。山阴一中在80年代高考成绩在雁北地区取得五连冠，在此期间我尽心竭力地工作，为山阴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为此我诚挚地感谢朔县师范的老师，在我近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涯中给我的教诲！90年代我先后担任社教工作队队长，县计生委主任，中共山阴县教育系统工委书记等职，1999年退休。
现将我担任社教工作队长时所荣获的奖状献给母校，您的学生，没有辜负您的栽培教育！
作者简介：兰蔼蓁，男，1939年6月出生于山阴县兰家窑村，中师文化，中共党员。1957年考入朔县师范中八班读书。历任教师、山阴县教育局长、山阴县社教队队长、山阴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山阴县教育系统工委书记。多次受到省、市、县的表彰奖励。1999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