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董秋芳(冬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我自己到了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这情景,对别人来说,也许有点难解,但对我自己来说,用不着苦心参悟,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初入世的时候,我们俩走的道路几乎完全一样。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因为写了文章,翻译了书,于是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是作家就能教国文,于是他就来到了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当国文教员。我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这之前的一年,日寇占领济南,是我当亡国奴的一年。再前则是山大附设高中的学生。学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文,老师王崑玉先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28年是我在无意识中飞跃的一年,从《古文观止》、《书经》和《诗经》飞跃到鲁迅和普罗文学,在新文学岸边上迎接我的正是董秋芳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白话作文竟受到了秋芳先生的激赏,说我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赞赏,这本是不虞之誉,我却感到喜悦和兴奋。这样就埋下了我终身写作的种子。除了在德国十年写得很少,“十年浩劫”根本没写之外,我一直写作未辍。我认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呼,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区区如不佞者焉能当此称号!我一直不敢以作家自居。然而,写作毕竟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有真实感触,则必写为文章,不仅是自己怡悦,也持赠别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董先生,我称他为“恩师”,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现在来谈冬芬先生的翻译。就目前中国翻译界来看,翻译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几乎所有世界各国的文学大师的全集都已有了汉文全译本,对外国当前文艺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据我个人的看法,眼前中国翻译界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努力提高翻译水平,改变求大求全而译文则极不理想的情况,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七八十年前鲁迅、董秋芳的时代,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译本不多,而且往往只限于几个大国。鲁迅先生完全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发现了中国固有文化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的民族性好像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号召,让人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有偏激之处,然而鲁迅的苦心是一般有识之士可能理解的。他像古代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从外国引进一点火种,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为我们的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他特别重视翻译国际上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国家的处境更与我们的处境接近,从那里取来的火种更能启迪我们。
冬芬先生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也绝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做翻译工作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目标。他除了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之外,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兼及西班牙、印度、犹太等地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有些是在当时不被重视的,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打入另册的。他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拾遗补缺,其真正目的是在盗取天火以济人世之穷。
冬芬先生这些译作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完成的,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由他的女公子菊仙整理付印,索序于我。这不禁勾起了我那缅怀师恩之幽情,因而不揣谫陋,略陈鄙见如上。是为序。
2000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