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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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追忆李长之(1)

稍微了解我的交友情况的人,恐怕都会有一个疑问:季羡林是颇重感情的人,他对逝去的师友几乎都写了纪念文章,为什么对李长之独付阙如呢?

这疑问提得正确,正击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只能说,原因不在长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华同学。事情不能说是小事一端,但也无关世界大局和民族兴亡,我就不再说它了。

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我刚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终日嬉戏,并不念书,也不关心别人是否念书。因此对长之的成绩如何也是始终不知道的,也根本没有想知道的念头。小学生在一起玩,是常见的现象,至于三好两歹成为朋友,则颇为少见。我同长之在一师附小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记得同他有什么亲密的往来。

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视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响,语文改文言为白话。课本中有一课是举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骆驼”。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关心我的教科书的。无巧不成书,这一个“阿拉伯的骆驼”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后,他大为惊诧,高呼:“骆驼怎么能说话呢?荒唐!荒唐!转学!转学!”于是我立刻就转了学,从一师附小转到新育小学(后改称三合街小学)。报名口试时,老师出了一个“骡”字,我认识了,而与我同去的大我两岁的彭四哥不认识。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级,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级。区区一个“骡”字为我争取了一年。这也可以算是一个轶事吧。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不爱念书,专好打架。后来有人讲我性格内向,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但在当时,我大概很不内向,而是颇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个证明。我是怎样转为内向的呢?这问题过去从未考虑过,大概同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有关吧。反正我当时是不大念书的。每天下午下课以后,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砖的一个角落里,大看而特看旧武侠小说,什么《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说岳》、《说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几续,越续越荒唐,我却乐此不疲。不认识的字当然很多。秋妹和我常开玩笑,问不认识的字是用筷子夹呢,还是用笤帚扫;前者表示不多,后者则表示极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扫的时候居多吧。读旧小说,叔父称之为“看闲书”,是为他深恶而痛绝的。我看了几年闲书却觉得收获极大。我以后写文章,思路和文笔都似乎比较通畅,与看闲书不无关联。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

是不是看闲书有百利而无一弊呢?也不能这样说,比如我想练“铁沙掌”之类的笑话,就与看闲书有关。但我认为,那究竟是些鸡毛蒜皮的事,用不着大张挞伐的。

看闲书当然会影响上正课。当时已经实行了学年学期末考试张榜的制度。我的名次总盘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间,从来没有拿到过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无追求这种状元的野心,对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闲书照看不误。

我一转学,就同长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毕业后,按常理说,我应该投考当时大名鼎鼎的济南一中的。但我幼无大志,自知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报考了与“烂育英”相提并论的“破正谊”。但我的水平,特别是英语水平,恐怕确实高于一般招考正谊中学的学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讨了半年的便宜。以后事实证明,这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场空”,一点用处也没有。至于长之,他入的当然是一中。一中毕业以后,他好像是没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齐鲁大学附中,从那里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但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却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华大学。我自己呢,正谊毕业以后,念了半年正谊高中。山大附设高中成立后,我转到那里去念书。念了两年,日寇占领了济南,停学一年,1929年,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转到那里,1930年毕业,考入清华大学。于是,在分别六年之后,我同长之又在清华园会面了。

长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来是走错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图,是他自己画的细胞图之类的东西,上面有教员改正的许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长之认为,细胞不应该这样排列,这样不美。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加以改变,当然就与大自然有违。这样的人能学自然科学吗?于是他转入了哲学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里,又看到墙上贴着一张法文试卷。上面法文教员华兰德老小姐用红笔改得满篇红色,熠熠闪着红光。

这一次,长之没有说,法文不应该这样结构,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觉得自己的错误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了吧。从这两个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长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极为活跃,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绳墨的约束。这样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语言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则只能有大失败。长之的一生证明了这一点。

我同长之往来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刚出版不久,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们四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聚集在工字厅后面的一间大厅里,屋内光线不好,有点阴暗。但窗外荷塘里却是红荷映日,翠盖蔽天,绿柳垂烟,鸣蝉噪夏,一片暑天风光。

我们四人各抒己见,有的赞美,有的褒贬,前者以组缃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我,一直争到室内渐渐地暗了下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方才鸣金收兵。遥想当年的鹅湖大会,盛况也不过如此吧。

由于我们都是“文学青年”,又都崇拜当时文坛上的明星,我们都不自觉地拜在郑振铎先生门下,并没有什么形式,只是旁听过他在清华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又各出大洋三元订购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先生是名作家兼学者,但是丝毫没有当时的教授架子,同我谈话随便,笑容满面,我们结成了忘年交,终生未变。我们曾到他燕京大学的住宅去拜访过他,对他那藏书插架之丰富,狠狠地羡慕了一番。他同巴金、靳以主编了《文学季刊》,一时洛阳纸贵。我们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编委,有的是特约撰稿人。虚荣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们这几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心里有点飘飘然,不是很自然的吗?有一年暑假,我同长之同回济南,他在家中宴请老舍,邀我作陪,这是我认识老舍先生之始,以后也成了好朋友。

我同长之还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兼任教授杨丙辰先生。他也是冯至先生的老师,早年在德国留过学,没拿什么学位,翻译过德国一些古典名着,其他没有什么着作。他在北京许多大学兼课,每月收入大洋一千余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剧男角为主要业务。他则以每天到中山公园闲坐喝茶为主要活动。夫妇感情极好,没有儿女。杨先生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因此教书比较随便,每个学生皆给高分。有一天,他拿给长之和我一本德文讲文艺理论的书,书名中有一个德文字:Literatur Wissenschaft,意思是“文艺科学”。长之和我都觉得此字极为奇妙,玄机无穷,我们简直想跪下膜拜。我们俩谁也没有弄明白,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我到了德国,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一般的字,一点玄妙也没有。长之却写文章,大肆吹捧杨先生,称他为“我们的导师”。长之称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为“感情的批评主义”。我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他这“感情的批评主义”是不是指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以主观印象为根据,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点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