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前,北京大学召开了庆祝曹老(靖华)九十华诞座谈会。我参加了,发了言,我说,曹老的道德文章,可以为人师表。《关东文学》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写一篇祝贺文章,我答应了,立即动笔。但是,只写了一半,便有西安、香港之行,没有来得及写完。回京以后,听到曹老病情转恶。但我立刻又有北戴河之行,没能到医院去看望他。不意他竟尔仙逝。老辈学人中又弱一个,给我连年来对师友的悼念又增添一份沉重的力量,让我把祝贺文章腰斩,来写悼念文字,不禁悲从中来了。
记得在大约四年以前,我还在学校工作,曹老的家属从医院打电话给学校领导,说曹老病危,让学校派人去见“最后一面”。我奉派前往,看到他的病并不“危”,谈笑风生。我当时心情十分矛盾,我把眼泪硬压在内心里,陪他谈笑。他不久就出了院,而且还参加了一个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
我们见面,彼此兴奋。我一想到“最后一面”,心里就觉得非常有趣。他则怡然坦然,坐在台阶上,同我谈话。以后,听说他又进了医院,出出进进,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时光流逝,一晃就是几年,他终于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周岁诞辰。我原以为他还能奇迹般地出出进进几次,而终无危险,向着百岁迈进,可他终于一病不起了。
同很多人一样,我认识曹老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我是先读他的书,然后闻知他的英勇事迹,最后才见面认识。我在大学读书期间,曾读过曹老的一些翻译作品。1946年夏天,我在离开祖国11年之后,终于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里。我当时心情十分矛盾,一个年轻的游子又回到母亲跟前,心里感到特别温暖。但是在所谓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像一群蝗虫,无法无天,乱抢乱夺。我又不禁忧从中来。我在上海停留期间,夜里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觉得其乐无穷。有一天,忽然听到传闻,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蛮横地毒打了进京请愿的进步人士,其中就有曹老。从此曹靖华(我记得当时是曹联亚)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在北京大学见到曹老。他在俄语系工作,我在东语系。由于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长我十四岁,论资排辈,他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为人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国旧文化精华的一个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风化雨中。
但是,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却如金刚怒目,对待反动派绝不妥协。他通过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记忆。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早年他冒风险同鲁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坚贞不屈,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经历了严霜烈日,走过了不知多少独木小桥,迎来了次第春风。他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以后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我对他的敬意与日俱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世界文学》的主编,我是编委之一。每隔几个月,总要召开一次编委会,大家放言高论,其乐融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参加的会议真可谓多矣。我绝不是一个“开会迷”,有一些会让我苦不堪言。但是,对《世界文学》的会,我却真有一点“迷”了。同老友见面,同曹老见面,成为我的一大乐事。
我曾在悼念朱光潜先生的文章中提到,我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我也难得一访。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难改,性难移,至今没有什么改进。对待曹老,我也是如此。尽管我对他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但是曹老的家我却一次也没有去过。
平常在校园中见了面,总要问寒问暖,说上一阵子话,看来彼此都是兴奋而又欣慰。在外面开会时碰到,更要促膝长谈。我往往暗自庆幸:北大是一个出百岁老人的地方。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活到一百多岁。我的美国老师温德教授也庆祝过自己的一百周岁。曹老为什么不能活到一百岁呢?
然而曹老毕竟没有活到一百岁。这对中国文学艺术界来说是一大损失,对他的学生和朋友来说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我辈凡人谁也无法抗御。我们只能用这个来安慰自己。同时,我又想到,年过九十,也算是寿登耄耋,在世界上,自古以来,就是十分罕见的。
曹老可以安息了。
北大以老教授多闻名全国。我自己虽然久已年逾古稀,但是抬眼向前看,比我年纪大的还有一大排,我只能算是小弟弟,不敢言老,心中更无老意,常常感到,在燕园中,自己是幸福的人。然而近两三年以来,老成颇多凋谢,蓦抬头:我眼前的队伍逐渐缩短了,宛如深秋古木,在不知不觉中,叶片一片片地飘然落下。我虽然自谓能用唯物的态度对待生死问题,然而内心深处也难免引起一阵阵的颤抖了。
嗟乎,死者已矣。我们生者的责任更大起来了。我感到自己肩头沉重了起来。
1987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