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季羡林谈师友(典藏本)
13532600000002

第2章 回忆正谊中学诸师

杜老师

提到正谊的师资,因为是私立,工资不高,请不到好教员。班主任叫王烈卿,绰号“王劣子”,不记得他教过什么课,大概是一位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很不受学生的欢迎。有一位教生物学的教员,姓名全忘记了。他不认识“玫瑰”二字,读之为“久块”,其他概可想象了。但也确有饱学之士。

有一位教国文的老先生,姓杜,名字忘记了,也许当时就没有注意,只记得他的绰号“杜大肚子”。此人确系饱学之士,熟读经书,兼通古文,一手小楷写得俊秀遒劲,不亚于今天的任何书法家,听说前清时还有过什么功名。

但是,他生不逢时,命途多舛,毕生浮沉于小学教员与中学教员之间,后不知所终。他教我的时候是我在高一的那一年。我考入正谊中学,录取的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我只待了两年半,初中就毕业了。毕业后又留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一。杜老师就是在这个时候教我们班的,时间是1926年,我15岁。他出了一个作文题目,与描绘风景抒发感情有关。我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一篇带有骈体文味道的作文。我在这里补说一句:那时候作文都是文言文,没有写白话文的。我对自己那一篇作文并没有沾沾自喜,只是写这样的作文,我还是第一次尝试,颇有期待老师表态的想法。发作文簿的时候,看到杜老师在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等于他重新写了一篇文章。他的批语是:“要做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短短一句话,可以说是正击中了我的要害。古文我读过不少,骈文却只读过几篇。这些东西对我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彭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等等一类的武侠神怪小说。这些东西被叔父贬为“闲书”,是禁止阅读的,我却偏乐此不疲,有时候读起了劲,躲在被窝里利用手电筒来读。我脑袋里哪能有多少古典呢?仅仅凭着那几个古典和骈文日用的词句就想写“花样文章”,岂非是一个典型的癞蛤蟆吗?看到了杜老师批改的作文,心中又是惭愧,又是高兴。惭愧的原因,用不着说。高兴的原因则是杜老师已年届花甲竟不嫌麻烦这样修改我的文章,我焉得不高兴呢?离开正谊以后,好多年没有回去,当然也就见不到杜老师了,我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但是,我却不时怀念他。他那挺着大肚皮步履蹒跚地走过操场去上课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郑又桥老师

另外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老师,就是教英文的郑又桥先生。他是南方人,不是江苏,就是浙江。他的出身和经历,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他英文非常好,大概是专教高年级的。他教我们的时间,同杜老师同时,也是在高中一年级,当时那是正谊的最高年级。我自从进正谊中学将近三年以来,英文课本都是现成的:《天方夜谭》、《泰西五十轶事》,语法则是《纳氏文法》(Nesfield的文法)。大概所有的中学都一样,郑老师用的也不外是这些课本。至于究竟是哪一本,现在完全忘记了。郑老师教书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改作文上。别的同学的作文本我没有注意,我自己的作文,则是郑老师一字不改,而是根据我的原意另外写一篇。现在回想起来,这有很大的好处。我情动于中,形成了思想,其基础或者依据当然是母语,对我来说就是汉语,写成了英文,当然要受汉语的制约,结果就是中国式的英文。这种中国式的英文,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消除。郑老师的改写是地道的英文,这是多年学养修炼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拿我自己的作文和郑先生的改作细心对比,可以悟到许多东西,简直可以说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可惜只跟郑老师学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正谊。再一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947年暑假,我从北京回到了济南。到母校正谊去探望。万没有想到竟见到了郑老师。我经过了三年高中,四年清华,十年德国,已经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小伙子,而郑老师则已垂垂老矣。他住在靠大明湖的那座楼上中间一间屋子里,两旁以及楼下全是教室,南望千佛山,北倚大明湖,景色十分宜人。师徒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其喜悦可知。我曾改写杜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日复何日,共此明湖光。”他大概对我这个徒弟很感到骄傲,曾在教课的班上,手持我的名片,激动地向同学介绍了一番。从那以后,“世事两茫茫”,再没有见到郑老师,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今天,我对他仍然是忆念难忘。

徐金台老师

徐老师大概是正谊的资深的教员,深受师生的尊敬。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他在课外办了一个古文补习班,愿意学习的学生,只需每月交上几块大洋,就能够随班上课了。上课时间是下午放学以后,地点是阎公祠大楼的一间教室里,念的书是《左传》、《史记》一类的古籍,讲授者当然就是徐金台老师了。叔父听到我说这一件事,很高兴,立即让我报了名。具体的时间忘记了,反正是在那三年中。记得办班的时间并不长,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突然结束了。大概读了几篇《左传》和《史记》,对我究竟有多大影响,很难说清楚。反正读了几篇古文,总比不读要好吧。

叔父对我的古文学习,还是非常重视的。就在我在正谊读书的时候,他忽然心血来潮,亲自选编,亲自手抄了一本厚厚的《课侄选文》,并亲自给我讲解。选的文章都是理学方面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一篇也没有选。说句老实话,我并不喜欢这类的文章。好在他只讲解过几次之后就置诸脑后,再也不提了。这对我是一件十分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仿佛得到了解放。

鞠思敏老师

要谈正谊中学,必不能忘掉她的创办人和校长鞠思敏(承颖)先生。由于我同他年龄差距过大,他大概大我50岁,我对他早年的活动知之甚少,只听说,他是民国初年山东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当过什么长,后来自己创办了正谊中学,一直担任校长。我12岁入正谊,他大概已经有六十来岁了,当然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没有谈过话。我每次见到他,就油然起敬仰之情。他个子颇高,身材魁梧,走路极慢,威仪俨然;穿着极为朴素,夏天布大褂,冬天布棉袄,脚上穿着一双黑布鞋,袜子是布做的。现在机器织成的袜子,当时叫做洋袜子,已经颇为流行了,可鞠先生的脚上却仍然是布袜子,可见他俭朴之一斑。

鞠先生每天必到学校里来,好像并不担任什么课程,只是来办公。我还是一个孩子,不了解办学的困难。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军用票满天飞,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一所有几十名教员、有上千名学生的私立中学,谈何容易。鞠先生身上的担子重到什么程度,我简直无法想象了。然而,他仍然极端关心青年学生们的成长,特别是在道德素质方面,他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把学生培养成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八时至九时,全校学生都必须集合在操场上。他站在台阶上对全校学生讲话,内容无非是怎样做人,怎样爱国,怎样讲公德、守纪律,怎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尊敬师长,怎样同同学和睦相处,总之,不外是一些在家庭中也常能听到的道德教条,没有什么新东西。他简直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而且每次讲话内容都差不多。事实上,内容就只有这些,他根本不可能花样翻新。当时还没有什么扩音器等洋玩意儿,他的嗓子并不洪亮,站的地方也不高,我不知道,全体学生是否都能够听到,听到后的感觉如何。我在正谊三年,听了三年。有时候确也感到絮叨,但是,自认是有收获的。他讲的那一些普普通通做人的道理,都是金玉良言,我也受到了潜移默化。

我在正谊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我15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鞠思敏先生应聘担任了这里的教员,教的是伦理学,课本用的是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他衣着朴素如故,威仪俨然如故,讲课慢条斯理,但是句句真诚动听。他这样一个人本身简直就是伦理的化身,其效果当时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的,但是,我相信,它将影响我们的终身。

我在山大附中待了两年,192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当了一年亡国奴,九死一生,躲过了那一场灾难。从1929年起,我在省立济南高中读了一年书,在清华读了四年,又回高中教了一年书,然后到德国去待了十年,于1947年才再回到济南。沧海桑田,鞠老师早已不在人间。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在日寇占领期间,大义凛然,不畏日寇的威胁利诱,誓死不出任伪职,穷到每天只能用盐水泡煎饼果腹,终至贫困而死,为中华民族留正气,为后世子孙树楷模。我听了这些话,不禁肃然起敬,较之朱自清先生,鞠老师似尤过之。为了纪念这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人民政府把正谊中学前面的一条马路改称鞠思敏街,这实在是令人敬佩之举。但是,不幸的是,正谊中学已经改了校名。又听说,鞠思敏街也已换了街名。我个人认为,这都是十分不妥的。后者,如果是真的话,尤其令人不解。难道是有关当局通过内查外调,发现了鞠思敏先生有什么对不起中国人民的行动吗?我希望,山东省的有关当局能够恢复正谊中学的建制,而且——如果真正去掉的话——能够恢复鞠思敏街的名称。现在,我国人民生活大大地提高,国势日隆,真正是换了人间。但是,外敌环伺,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央发布的公民道德建设的简短的条文中,第一就是爱国。这实在是切中要害的英明之举。在山东宣传一下鞠思敏,用身边的例子来教育人民,必然是事半而功倍。为山东人,为中国人,留下这一股爱国主义的浩然正气,是会有悠久而深远的意义的。

鞠思敏先生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