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如果我们轻信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检讨和眼泪，心慈手软，放虎归山，将后患无穷。为叶城县加满清真寺原哈提甫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大毛拉平反以致后来又把他捧到不应有的位置，就是执行政策上的严重偏差和深刻的教训。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骨干分子，是艾沙逃离新疆时埋下的一颗“钉子”。新中国成立后，1955-1959年，三次因涉嫌反革命活动被拘留，1959年被逮捕，1965年由喀什市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1954年参加潘提丁为首的反革命组织“疏拉委员会”，被任命名“教育厅长”；1956年5月参加了和田以阿不力米提·热西提为首的“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党”，并任该党“总司令”，据此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9年刑满释放，他曾对人说过：“我蹲了20年监狱，尝到了鸡蛋碰石头的味道，晚年我要尽量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写点书，把知识传播给下一代就满足了。”并表示要靠拢政府。当时叶城县和喀什地区的领导人轻信了他的话，因此，1984年被宣布无罪，予以平反。他名声再起，成了叶城的头面人物，同时，还在经济上暴发，成了叶城最大的“巴依”。他先后担任了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主席、叶城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等职。然而，他骨子里的反动本质并没有改变。1985年他公费去沙特阿拉伯朝觐，返回时在土耳其曾与艾沙及其“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多次接触，“基金会”送给他黄金1公斤，要他为新疆“独立”而奋斗。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接受了黄金，并保证说：“我回去后聚集大批塔里甫学经，以经文学校培训的力量，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仅他带出的塔里甫就达800多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阿…不冬·尼牙孜说：“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是披着宗教外衣，以培养塔里甫为手段，培养反动势力的典型代表，他培养的塔里甫遍布全疆各地，10多年来发生的所有分裂破坏活动几乎都与他有关，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和骨干大都是他的弟子。”
吐尔贡·阿勒玛斯是又一个典型。吐尔贡·阿勒玛斯是“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反革命组织的成员，曾经宣誓要为“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而斗争，他卖力地发展“东土党”成员，撰写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东土耳其斯坦》及《我们身受的残酷灾难和摆脱它的道路》等反动文章，散布民族分裂思想，鼓吹新疆独立。1970年破获“东土党”后，“东土党”成员1552人，当时处理了365人，吐尔贡·阿勒玛斯未在当时处理的人之内。而是在后来蒙混过关，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还让他担任自治区文联专业作家。但他不仅没有悔罪自新之心，而且变本加厉，从1986年至1989年写作出版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歪曲、篡改、杜撰、伪造历史，散布民族分裂主义思想，鼓吹新疆独立。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现在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把吐尔贡·阿勒玛斯称作“我们的历史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民族分裂势力活动具有以下显着特点：第一，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相结合，从1981年起就公开打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伊斯兰共和国”的旗号，因此，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第二，民族分裂势力把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作为策划事件的重点地区，所以这样做，一是乌鲁木齐影响大，二是乌鲁木齐有大量的、涉世未深的维吾尔族大中专学生和新疆各地来乌鲁木齐找工作的青年（不久前还是学生），这些人容易被煽惑。第三，民族分裂势力更多地运用暴力恐怖手段。1996年后采取“露头就打”的方针，稳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江泽民深刻地指出：“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地区猖狂地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势力也加强勾结，兴风作浪。
这些必须进一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对任何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只要一露头，就要坚决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条重要经验。”
我们必须坚定反对“东突”民族分裂势力斗争的必胜信心，从规律性上认识民族分裂主义的反动本质，夺取反分裂斗争的胜利。一是民族分裂主义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统一是历史的主流，分裂是暂时的，而且酝酿着更高层次的统一。新疆自西汉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历朝政府在新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理。中国是一个稳定的统一体，5000多年文化形成的祖国认同感和共同心理素质，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这种情况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苏联是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罗斯的前身是莫斯科公国，金帐汗国统治结束后才开始发展，至今不到900年的历史。俄罗斯帝国真正发展起来是18世纪末、19世纪。沙皇俄国完全征服中亚细亚是19世纪70年代，到苏联解体不过110多年，而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并入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50多年时间。所以，苏联一国分裂为十五国，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策上的失误外，还有历史的民族的因素，苏联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统一体。
“东突”民族分裂势力，想在新疆重温中亚独立的“美梦”，只能是白日做梦。在近代中国贫弱时，俄、英帝国主义、阿古柏要分裂新疆，都未能做到；民国时期，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只存在了3个月，而且只在喀什一隅，并且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原因很简单，“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既没有历史根据，又没有法理根据。如果科学地加以分析，“东突厥斯坦”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也是站不住脚的。俄国的中亚称突厥斯坦是有根据的，因为俄国在中亚建立过“突厥斯坦总督区”，“突厥斯坦”是沙皇俄国的一个行政区划。把中国新疆叫做“东突厥斯坦”毫无根据，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东突厥斯坦”行政区划。在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上，你根本就找不到“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独立论”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今天，中国真正强大了，还想搞“独立”，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是分裂不得人心，新疆各族人民是维护祖国统一、珍惜民族团结的，这是“东突”分裂势力不可逾越的障碍，注定了“东突”分裂势力必然失败。
沙比提大毛拉搞的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不得民心，“一般民众，均怀今不如昔，盼望省军或中央军之到达，不啻大旱之望云霓也”。三区革命初期，艾力汗·吐烈等人的分裂活动，受到了三区革命内部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抵制和斗争，终于纠正了错误，使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最终使三区革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汇入中国革命的洪流。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更加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痛恨民族分裂主义。新疆少数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1956年初，和田地区洛甫县三区发生了有127人参加的暴乱，将区干部捆绑起来。当时一名维吾尔族复员军人闻讯后拿起一把菜刀赶到现场，向群众说明了真相，群众明白了真相，不仅自动放下了武器，释放了被捆的区干部，而且当场诉了受骗的苦，并把暴乱的骨干分子捉了起来，将抢去的枪支、粮食都如数退回，逃跑的也很快回来投案自首。1981年5月27日，伽师县发生反革命武装暴乱，暴徒们抢劫了民兵武器库武器弹药，当武器库保管员阿木提江的妻子凯麦古丽，耳闻暴乱分子抢劫武器后要攻打县城时，她冒着生命危险，摸着黑、赤着脚奔跑7公里，向县武装部报告情况，才使县委采取应急措施，命令电厂开足马力发电，伽师县城灯火通明。暴乱分子知情况有变，便集结在离县城3公里处的一片沙枣林中，企图负隅顽抗。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实行军事包围，并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县委派一名少数民族干事带一名阿訇，到达沙枣林，向暴乱分子讲清形势，解放军已将他们包围，他们只有缴械投降才是出路，当场就有30多人缴械投降。仅用了17个小时就平息了暴乱。1981年8月16日，邓小平在新疆视察工作时，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谷景生向邓小平汇报新疆工作时谈到这名少数民族干事，邓小平说：“这样的干部为什么不能提起来，他是一个干事，能不能让他搞一个县？”1996年5月16日，“东突”恐怖组织策划了对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主持阿荣汗阿吉的暗杀，将阿荣汗阿吉和他的儿子刺成重伤。案件发生后，喀什各族群众、特别是穆斯林群众义愤填膺。第二天，喀什市有6万多群众协助干警搜查嫌疑人，有100多人向公安机关提供了200多条线索。参加追捕罪犯的领导和干警讲到自己的切身感受时说：“这真是有点像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支前的情景，那场面真是太壮观太感人了。群众如此支持我们，确实反映出各族百姓对犯罪分子和暴力恐怖活动的痛恨。”2009年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事件中，不少维吾尔族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救助和保护了一批汉族群众。
60多年来，每当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国外敌对势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是提醒我们要相信和团结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的绝大多数。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关于新疆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要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1979年2月12日，邓小平在同当时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谈话中指出：要加强民族团结，要团结民族大多数，如果外敌侵入，我们要同各族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只要各族人民团结好，就是敌人侵入，他也是无能为力的。2001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还必须明确，五十六个民族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他们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和政府、反对分裂的；搞分裂活动、反对我们社会制度的人只是极少数。我们应当作这样的估计，第一，这是客观事实；第二，这是对我们几十年工作的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自信，也要互信。”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相信和依靠最广大的各族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力量之源、执政之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我们将一事无成。
3.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新疆的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有利条件。20世纪的新疆历史表明，“东突”民族分裂势力没有外国势力的支持，是成不了气候的。因此，做好外交工作至关重要。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起初想投靠英、日帝国主义，英国驻喀什领事最初参与了策划，在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最后不予支持。伦敦《泰晤士报》对此发表评论说：“背叛中国政府之行为，不论具有何种形式，英属印度政府决不予以鼓励。”而日本鞭长莫及，根本无法给予支持。这个“政权”曾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但遭到断然拒绝。1931年起，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逃到喀什，他们企图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这些人正是沙比提大毛拉的同伙。因此，苏联果断决定答应新疆督办盛世才的请求，派出苏联红军消灭了张培元，打败马仲英，促使“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仅3个月就覆灭了。
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苏联一手策划成立的。1945年2月，斯大林和罗斯福达成瓜分战后世界的《雅尔塔协定》，它又成为斯大林压迫中国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恢复沙俄时期在东北的权益的一张王牌。解铃还得系铃人，要解决新疆问题还得由苏联出面。在美国的劝说下，为了保住新疆这片国土，中国政府不得不满足苏联的要求，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作了三项声明，第三项为“苏联政府重申它无意干涉新疆之内政”。
苏联又帮助中国政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