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将聂孜尔安排在迪化当省府高级顾问。这本是顺应民意、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举措，却因金树仁推行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政策而搞砸了。金树仁政府规定王府农民除交1931年的赋税外，还要交1930年的赋税，维吾尔族农民大愤。政府还规定：维吾尔族农民自愿耕种者，准其领照耕种，自领照之日起，即须交纳赋税；维吾尔族农民不愿领照耕种的土地，作为荒地，准汉族农民领照开垦，豁免两年赋税；未领照失去土地的维吾尔族农民，政府又令他们“另行垦荒，照旧纳税”。维吾尔族农民见待遇不平等，更生怨恨。当地驻军军纪极坏，敲诈勒索，强取豪夺，调戏妇女，无恶不作。哈密泰里堡富户萨里派人至磨坊加工面粉，以备全家冬春食用，结果被驻军刘希曾师长部属发现，便以萨里私运外蒙古贩卖为由，除没收在磨坊加工的24石麦子的面粉和驮运面粉的32峰骆驼外，还加罚省票3000两，粮20石，草4万斤，柴4.4万斤。蒙古族牧民那仁到镇西出售自己的40只羊，官府诬陷他偷税漏税，强令交纳罚金500两，激起众怒，并对天发誓，不推翻暴政誓不罢休。小堡驻军排长强娶维吾尔族民女，成为哈密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金树仁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终于酿成1931年2月哈密农民反对金树仁政权的起义。
（三）盛世才的集权统治
1933年8月-1944年8月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亲苏政权的建立，俞秀松等一批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联共党员来新疆工作；中共与盛世才统战关系的建立，100多名中共党员在新疆工作，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的贯彻执行，给新疆的政坛吹来一股“民主、自由”“民族平等”的春风，带来一些新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举措和新气象。
一是多次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1934年4月召开新疆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35年4月召开新疆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36年8月召开全疆哈萨克、柯尔克孜两族代表大会；1937年8月召开全疆蒙古族代表大会；1938年10月1日，召开新疆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庆祝新疆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成功》的社论，社论说：“这次代表大会本身，就树立了民族平等和民主的规范，六百六十九个代表都由十四个民族民主选出。
这样一个民主的代表大会，就保证了这次大会所要推动与加强的民主政治与国防生产以及民族团结的必然成就。这是值得我们庆幸与学习的，我们希望新疆这次代表大会成为全国各省市召开省市参政会的开端和借镜。”1939年9月召开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三族代表大会。当时有人评论说，这不仅在新疆是创举，在全国均应以新疆为先例。
二是重视发展民族文化和教育。为了发展各民族文化和教育，在迪化成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汉族文化促进会、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族文化促进会、锡伯索伦满文化促进会；在伊犁地区还有塔塔尔文化促进会，归化族（俄罗斯族）文化促进会，并在各地成立分会。
到1936年底，维吾尔文化促进会除总会外，共有8个区分会，41个县分会，23个乡村支部；哈萨克、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除总会外，共有5个区分会，8个县分会；回族文化促进会除总会外，共有3个区分会，14个县分会。为了解决办学经费，政府决定将一部分瓦合甫地和宗教捐税（扎尕提税的全部、乌守尔粮的1/2、宰牲税中羊皮的一半）由维文会管理和收取。这时期，教育有较大发展。1935年冬在迪化、伊犁、塔城、喀什出版维吾尔文报纸，阿山出版哈萨克文报纸，均系铅印。教育文化的发展，在各民族中造就了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当时“新疆的教育皆为义务教育，小学不收学费，大学中学除不收学费外，尚供衣食住，且月给津贴数元，贫寒子弟也不会失学。政府还有公医院公药房，有病诊察吃药都不要钱。病重住院分文不取，妇女生产住院也是一样。”
三是保障信教自由。要求是：（1）各族信仰各族的宗教，不受异样政治上的限制和干涉；（2）各族人民不得以宗教信仰的不同互相诽谤，互相仇恨；（3）各族同胞要发扬和光大各族的教义，来拥护新政府，来执行新政府的六大政策。这就是说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宗教活动不得违背六大政策。
四是以严厉手段惩治贪污腐败。金树仁统治时期，官吏贪污腐败成风，盛世才不能允许这种贪污风气侵蚀他的政治机构，1934年发布的八项宣言，就提出整顿吏治的任务，新疆局势初定后，便下手惩治贪污，主要措施有：
（1）杀一儆百，以严厉手段惩治贪污。首先枪决了盛世才的爱将权团长，罪名是吃了几名空额；接着于1935年2月又枪决了呼图壁县县长徐文彬。在全省引起很大震动。（2）1934年冬成立了财政监察委员会，有近百人的监察委员和近百名职员，主要任务是通过审核各机关预决算、账簿，调查各机关首长、经理人员收入和消费情况，以及落实人民检举告发，来与贪污分子作斗争。（3）1935年5月1日颁布《新疆省惩罚官吏贪污条例》，共十二条，条例规定：贪赃至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贪赃400元以上未满500元者，处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赃300元以上未满400元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贪赃100元以上未满300元者，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当时人评价说，这条例好像惊蛰的春雷，不但震昏了贪污的群魔，而且震醒了14个民族，都知道检举贪污。同时成立特种刑事法庭，根据条例来审理一切贪污案件。新疆大大小小的官吏因犯贪污罪而被判处死刑的有十多人。（4）注意养廉。从1934年起省政府即成立了公务人员合作社，对公务人员实行一视同仁的实惠，以廉价配给公务人员米、面、肉、煤、油及日常生活必需品。公务人员的眷属无论多寡，只要是直系亲属而无公职者均可享受此种待遇。对于军队的眷属，也享受同样待遇。公务人员得此调剂，生活不成问题。应当说当时惩治腐败大有成效。新疆政风，经此措施，虽不能说贪污尽绝，但在当时较起内地各省可以说是最清廉的。
五是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31年5月至1934年6月长达3年又2个月的战乱，对新疆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全省耕地面积从1143万亩减至463万亩，减少680万亩，牲畜死亡300万只以上，全省所剩余的牲畜不足400万只。1934-1936年是经济恢复阶段，到1936年底，全疆的农牧业生产已恢复到战乱前的水平，人民已不思粮食匮乏了。从1937年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苏联派斯大林的妻弟斯瓦尼滋领导一个建设委员会到新疆，帮助新疆省政府制订了第一个三年建设计划（1937-1939）。
第一个三年计划完成后，又制订并实施了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1940-1942），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新疆经济建设的一大特点是一切大的事业皆由公家办理，如医院由公家办理，学校公办会办，较大的工厂也是公办。
应当承认，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当时少数民族是满意的。当时内地的一份刊物称：“这种政策的实行，使各族间的仇恨消除，回人甚至谓‘盛督办是天赐的’，以表示拥护。”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盛世才统治的初期，因为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因而促进了新疆境内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曾在各民族中造就了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他叛变以后，抛弃了初期正确的民族政策，采取比清政府更坏的压迫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摧残了各民族的进步势力，逮捕、屠杀了各民族中的进步分子。
盛世才是一个多疑、善变的复杂人物。一方面在他统治新疆期间确实干了不少好事，开了新疆风气之先。上面所讲的五个方面的事情，反映了盛世才追求进步的一面，仅仅用“伪装革命”“伪装进步”，或者完全将它们记在苏联和中共党员身上，是很难将问题说清楚的。因为当时新疆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盛世才没有像杨增新、金树仁那样督办兼省长，他只是督办，但人们都很清楚，新疆“全省中心系在盛氏一人”，盛世才不同意什么事也干不成。另一方面，盛世才的统治又有专横、残暴的一面。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政略是号令必由己出，不让任何势力坐大，“威胁”其政权。如果他发现哪一种势力成长、坐大了，就想方设法将其清除掉。正好当时苏联斯大林搞“大清洗”，给了他可乘之机。
盛世才在反对“托派”的幌子下，炮制了1937年阴谋暴动案和1940年杜重远阴谋暴动案。
1937年所谓“省城阴谋暴动”案，原先是“清除旧势力”，如金树仁政府留用的一些官员、东北军一些将领、归化军中一些军官、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上层人物、一些富商和巴依。1937年11月王明路过迪化时，对盛世才说俞秀松这些人是“托派”，必须清除。盛世才遂于1937年12月10日将俞秀松、江泽民、万献廷、稽直、刘贤臣、郑一俊等人逮捕。加给俞秀松的罪名有二：一是此次省城阴谋暴动的参加者，一是托洛茨基派及所谓“江浙同乡会”之领导者。俞秀松被遣送回苏联，1939年被杀害。当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也被诬陷为托派，遣送苏联后被处决。据事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派新疆清理特种刑事积案审判团报称，此案“被告498名，计判处死刑者144名，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者302名，其余未判罪行”。
1940年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盛世才制造这个冤案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清除日益发展起来的新疆各民族进步势力，一是夺取苏联帮助建立的情报组织“边务处”的领导权。如果说，1937年盛世才在王明提醒下才打出反对“托派”的旗号，那么，这一次盛世才是非常自觉了，1939年冬、1940年春、1940年5月盛世才接连发了三个布告，号召切实检举敌探汉奸托匪。他加给杜重远的莫须有罪名有两条：一是杜重远等人是受重庆“托派”陈原的派遣来新疆的；一是杜重远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接受汪精卫活动费2万元来新疆进行破坏活动。杜重远在审讯笔录中说：“我决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痛苦者，比受刑还苦，真奇怪，听你们所说，就像比我自己还清楚，但问我自己有这样事没有，我自己总比你们详细，我不了解，为什么一定说我是托派。汉奸、托匪都加到我的头上了。”
陈潭秋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案件的意义是新疆反动派用诬蔑陷害的手段，向进步分子的大举进攻，他们利用杜案罗织株连企图将进步分子一网打尽。”边务处处长陈培生成了杜重远的同伙，边务处许多人被捕。受杜重远邀请来新疆讲学的茅盾、张仲实、史枚、高韬等左翼文化人，以及着名文艺工作者赵丹、徐韬、朱今明、王为一、易烈等，也成了杜重远阴谋活动的参与者，茅盾等人以“奔母丧”等借口，在杜重远被捕前逃出了新疆，赵丹等人被捕。一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和干部也被网罗其中，新疆学院一批进步学生在劫难逃。受杜重远案牵连而被捕者达1200多人。同时又逼使被捕“人犯”在口供中牵连到当时苏联驻迪化代理总领事欧杰阳克，说欧杰阳克支持托派杜重远等夺取新疆、破坏抗战的阴谋。这次“清洗”运动，虽未直接打击中共党员，但却把中共的群众几乎扫光了。
杜重远案件是盛世才背叛六大政策、向右转的公开信号和严重步骤。“盛世才变了，为了推行专制政治，开始像打野鸭子一样的猎取知识青年和进行教育工作的教师，把有所发展的文化又倒拉了回去”，“阴谋用这种办法把人民的自由降回到以前（四月事变以前）的情况。”
1942年，盛世才故技重演，炮制“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外交人员阴谋暴动，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盛世才反苏反共后，从1942年春至1944年秋，极力推行恐怖政策，“每次逮捕都引起社会极大的不安，人人感觉自危，大家只好缄口埋头敷衍吃饭”。“民主”“自由”“民族平等”这些往日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已经荡然无存。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新疆又成了贪污腐败盛行的地方。新疆各族人民再次陷入痛苦的深渊。
四、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各族人民的悲惨境遇
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为了制定符合新疆实际的正确政策，对新疆农村社会、牧区社会进行了大规模地深入调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表明，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各族人民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