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驳蒋介石》。针对蒋介石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政治报告的内容和4月3日、4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社论要点，指出蒋介石政治报告中对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有关决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彻底加以否定，其实质“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正告国民党方面：“中国人民已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实现”，“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这篇社论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颇有毛泽东的风格。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要求“《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同时还电告各中央局：“《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这表明，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这篇社论很满意。经过3月24日后的迅速调整，胡乔木的文章完全符合毛泽东对敌斗争的思路了。
4月10日，胡乔木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写了《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所谓“国家法统不容中断”的论调再次加以批驳。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就是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废止那个祸国殃民的‘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一个国会全权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法统”。社论指出：“历史大势显然早已指出来了：人民民主的法统必将战胜法西斯独裁的法统”。
此外，在此期间，胡乔木或遵毛主席指示，或应约稿，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6月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对最近时期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内战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6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严正指出：“为了巩固中美友谊，就必须澄清中美关系，就必须停止和纠正一切支持中国独裁内战、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和平民主、危害中国独立安全的措施，就必须停止和收回一切所谓对华军事援助，并撤退一切驻华军队。”
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
8月2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一年的教训》的社论。
10月12日，胡乔木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的社论中，连用五段“这有什么疑义吗？这是没有疑义的”文字，抨击了国民党方面破坏政协决议的精神和东北停战协定的行径。
10月1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D的社论，表示：“一年多以来，张家口在民主政府管理下成了东方着名的模范城市，全世界由此证实了中共不但善于领导乡村，而且善于领导城市”。
10月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的社论。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议和“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先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对中原军区合围。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于1946年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及海南岛等解放区。
自1946年7月至10月，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予以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为挽救颓局，在政治上，蒋介石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简称“国大”），为他的反动统治制造“宪法”依据；在军事上，蒋介石采取重点进攻战略，以山东和陕北为重点，企图突袭延安。
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一方面，做好军事上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准备；另一方面，揭露蒋介石施放的和平烟幕和召开“国大”的独裁本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于1946年11月6日通过武装保卫延安的命令。同时，毛泽东又于8日致信刘少奇，布置事前揭发蒋介石虚伪的停战令。中共中央针对11月8日蒋介石的声明于11月9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动员大会。
在此紧张时刻，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为揭露蒋介石，为保卫延安，做舆论宣传工作。
1946年11月11日，在中央召开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的当天，《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按照中央要求写的社论《两个声明》。社论指出：蒋介石11月8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声明，是在“和平”字眼装潢下的“一篇最卤莽最激烈的宣战书”。与他的宣战书同时发出的所谓“停战令”，“则是最虚伪者，好比杀了一个人的头却在那人的颈项上贴一张膏药。蒋介石已将一月政协会议以来的一线希望都最后杀死了。”针对国民党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社论严正指出，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大”，“不但向中国共产党宣了战，而且向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宣了战，向全体中国人民宣了战”，“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并嘲笑道：“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国大’本身，……这不过是蒋介石政治魔术箱里的一只用烂了的破草鞋。”其目的是“要借此篡夺国家，并使他的篡夺得到所谓‘宪法’的根据。正是这样，他就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
社论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一贯要求和平的中国共产党在11月9日的声明中坦白地揭穿这个欺骗，自然不能不令一切公平的观察家首肯。”
通过对两个声明的对比分析，社论指明：“两个声明：一个是虚伪的，一个是坦白的；一个是破坏的，一个是建设的。虽然蒋介石以召开所谓‘国大’关闭了妥协之门，中共仍然要求蒋介石停开他的‘国大’，并撤回他的进攻军队，这显然是今天中国危局的唯一和最后的建设性的出路。中共声明贯彻着严正的立场，充满着坚定的信念，这表示蒋介石的一切进攻威吓和欺诈，现在是在一个毫不动摇的对手面前无所施其技了。”社论就蒋介石为抛弃政协决议编排的滑稽理由“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充满自信地揶揄说：“不过这句话也有一面的真理：只在三四个月间，一般情势即已大有变迁，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已经迅速失尽人心，而且在军事上也已经迅速失掉三十五个旅的兵力。……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消耗决不能维持多久。”并预言：“如果他仍然拒绝中共的忠告，那么，一切情势即将继续大有变迁，他不久就必然要尝到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苦味。全世界都看得明白：这是不怪任何别人，这完全是蒋介石自己作孽，自己骑上虎背的结果。”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信守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11月19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奉命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等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政府接触。
11月21日，在延安枣园，胡乔木参加了中央举行的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毛泽东就形势与任务发言，胡乔木作记录。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过去几个月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我们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用三五年时间，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我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我们按这个目标去做，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11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社论。
在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斗争中，胡乔木的一支凌云健笔，的确及时地、有效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解放日报》停刊后的工作
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3月底中共中央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由此开始转战陕北。其时，胡乔木率土改工作团在陇东搞土改。4月14日，任弼时通过习仲勋转给胡乔木一封电报，要他率土改工作团部分人员归队。4月下旬，胡乔木挎着小包，回到中央驻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毛泽东听说胡乔木回来，立即出门迎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在王家湾住了半个来月了。胡乔木在王家湾，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住在贫农薛如宪的两孔半套窑里。窑洞又小又黑，毛泽东住左边，胡乔木挤在周恩来、陆定一住的过道窑里。没有桌子，就用高粱秆串成的锅盖垫在膝盖上写稿。
胡乔木回到毛泽东身边后，又恢复了撰写社论、评论的工作。不过，进入转战陕北阶段后，《解放日报》已于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归入新华社的编制。其中大部分由社长廖承志率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太行地区重新建社。另有二十多人由范长江带领，随中央留在陕北。所以，胡乔木这时是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要求，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评论和消息。
胡乔木文思敏捷，下笔很快。稿子写好，经毛泽东阅改，就由新华社发出。稿子除电台播发之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有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刊登自写稿件的《评论和电讯》，一份是刊登抄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的《参考消息》。
从3月中旬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遭受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一个多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把胡宗南在陕北牢牢卡住。在山东，华东人民解放军继莱芜战役胜利后，5月14日晨至16日午，又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经过激战，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当场毙命。
1947年5月19日，新华社发表《祝蒙阴大捷》的社论。这是胡乔木从陇东归队后写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指出，蒙阴大捷是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对蒋介石最精锐部队的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相信“山东人民解放军将于不久的将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而使全解放区转入全面反攻”。
紧接着，胡乔木又为新华社写了《破车不能再开》。发表于6月4日的这一长篇社论，对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反动分子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所未参加的”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及其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尖锐地指出这届国民参政会“狂热地拥护内战”、“坚决地反对人民的和平运动”的实质，说它“完成了角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借外债，打内战”。毛泽东加上一句加以强调：“这次参政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借外债，打内战两件是真的。”毛泽东还在另外五处作了增补。
1947年6月9日晚，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沿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至距王家湾仅一山之隔的寺湾。中央机关连夜转移，于12日晨到达天赐湾。6月17日上午，胡乔木随毛泽东与中央纵队由天赐湾重返小河村，在这里停留了46天。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已经严重受挫。解放军很快就要转入战略进攻了。
在此期间，胡乔木继续撰写揭露和批驳蒋介石、国民党的评论，经毛泽东修改后播发。这些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冷嘲热讽，尖锐泼辣，从标题到内文，洋溢着胜利者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胡乔木在毛泽东长期熏陶之下，其文笔同毛泽东可以说到了珠联璧合的境地。胡乔木晚年有诗云：“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确是转战陕北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