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胡乔木与毛泽东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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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胡乔木与《解放日报》(11)

对附件四“关于处理公告性新闻的意见”,胡乔木作了不少修改。他强调,会议新闻应该把重点放在问题上而不放在会议形式上。招待会和欢迎欢送的新闻中的讲话,除了最重要的以外特殊的例外,可以不登全文会上的讲话,或者只摘发消息介绍要点;全国性最重要的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决议,全文发表;一般发言全文或摘要发表。另出会议特刊登载发言全文和会议详情,除发给代表外并随报附送几千份。在报纸上一般只登摘要;其他会议上的文件和发言,只选登个别精彩的,其他的摘要或不发。一般的专业性会议的新闻应该适当减少,并改进对会议的报道方法。胡乔木还专门写了一条“对于各项文件的登载办法”,规定:主席命令、人大常委决议、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登在第一版。国务院的决议指示,重要的登在第一版,次要的按性质登在有关的各版。法令条例重要的从第二版登起,次要的登在有关的各版。中央各部的文件重要的登在有关的各版,次要的或者摘发消息,或者登在广告栏,或者不登。

胡乔木对附件二“读者对人民日报的意见摘要”格外重视,在这个附件上写批语指示修改、补充。胡乔木写道:“现在已是六月底,故统计数字与时限要改一下。如能增加一些新内容更好(谭启龙、宋侃夫、两个工程师,显得太单薄)。”

以上胡乔木对附件的修改和批语均据人民日报档案处收藏的手稿。

邓拓等人当即照办。他们知道,胡乔木总是这样,在文件形成之后,还是精益求精,再三修改。改到不可再改、删到不可再删才罢。

5.撰写改版社论《致读者》

改版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胡乔木即于6月29日,为《人民日报》改版撰写社论《致读者》。为改版需要向读者说些什么,已经酝酿数月,烂熟于胸。胡乔木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五百字一页的稿纸,写满三页。完稿以后批示:

即打清样三份明早送我,另打清样分送各编委。准备七月一日见报。

胡乔木 六、廿九

总编室当即落实,要印刷厂用老五号字“即排,排好打廿份样”。

6月30日,胡乔木对《致读者》再仔细推敲,并听取了编委们的意见,又作了24处修改、补充,这才交付排印。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版面扩大一倍,由每天一张四版改为两张八版。除重要社论、文章外,都用新五号字,新闻、文章容量大大超过改版以前。社论《致读者》刊登在第一版显着位置,首先引起读者的注目。

《致读者》采取同读者交流的姿态,平易、亲切。开头即说:“《人民日报》从今天起出八个版。同时,在编辑工作上也有一些改变。我们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改变谈一谈。”接着,就把报纸有哪些改变娓娓道来。

社论首先说明报纸的性质和宗旨:“《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是一个新的提法,是改版的指导思想,也是改版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社论接着说:“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以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有很多缺点。在最近,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

社论扼要地阐述了改进工作的三个方面——

第一,扩大报道范围。

社论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按:楷体字是30日定稿时加的,下同)世界。

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在过去,我们的篇幅比较小,不能容纳很多新闻(加框者是删去的文字,下同)材料,这是一个困难。我们所以在目前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扩大篇幅,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但是问题并不尽在于此。我们没有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在报纸改出八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性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

第二,开展自由讨论。

胡乔木根据“双百”方针的精神,对在报上开展自由讨论的必要性和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机械勉强的办法。”社论指出:“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借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种样一副神气,似乎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做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远决不是如此。”社论对开展适当的自由讨论的重要作用作了分析,指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而得到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些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

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虽然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何问题都去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社论诚恳地检讨,“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做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表示“今后我们希望力求改进”。为便于开展自由讨论,社论提请读者注意: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文章的观点不同“这种情形我们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报纸上发表的事实,“编辑部都力求经过调查证实”,“但是有时某些问题(特别是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在个别细节上不容易很快地查得一清二楚,却有必要及时地发表出来,以求迅速解决,编辑部也将加以发表,而让它们的某些细节在实事求是的讨论的过程中弄清。这也是希望大家谅解的”。

第三,改进文风。

社论从报纸“每天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强调改进文风的重要,提出“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社论指出文风不好的危害:“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不利于政治经济。”说到这里,社论又诚恳地检讨:“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步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表示“我们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请求作者们“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而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并强调:“报纸是给几百万人看的,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真是处处为读者着想。

《致读者》还扼要地介绍了改版后八个版的“版面安排”:第一版还是新闻;第二、三版的内容是国内经济,大致第二版着重工业和交通,第三版着重农业和商业;第四版的内容是国内政治、包括党的生活,此外还有一栏首都新闻或者地方通讯;第五、六版是国际版;第七版是学术文化版;第八版上半是带文学性的副刊,下半是广告。“原来的读者来信专页取消了,读者来信将分别登在各版上。”同时又说报纸版面很难一成不变,现在简单介绍,只是为着让读者心中有数。

《致读者》最后强调:“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报纸的改进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我们永远不能自满在这里提出的几项要求也不容易马上完全实现,我们期待着全国广大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批评和指示!”

6.《人民日报》改版后的显着变化

对于《人民日报》的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和热情诚挚的呼吁,从内容到形式、有方向有目标的重大改进,社会各界人士迅速作出积极反映。从7月6日到19日,近千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支持《人民日报》改版,提出许多合理建议。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按照《致读者》提出的指导思想、努力目标和改进办法,按照向中央呈送的改版报告和胡乔木提出的具体意见,改进工作,版面大为改观,面貌显着变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改版七人小组成员李庄后来对报纸改版后的显着变化,作过如下简要总结:“概括起来,办报路数更加端正,新闻业务显着革新;新闻大量增加,报道面较前广阔;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针对性加强;批评坏人坏事较前增多,态度鲜明,笔锋健锐;积极主动鼓吹‘双百’方针。”

具体说来,《人民日报》改版取得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新闻数量大大增加,头条新闻突出了国内的经济建设。7月份登载各种新闻2200多篇,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多。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新闻约占头条新闻总量的一半。7月统计,头条新闻共发61篇,其中报道经济建设的占31篇。同改版前头条大都为政治新闻、会议新闻和外事新闻相比,经济新闻占了主导地位。

第二,积极反映、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和贯彻。7月2日,改版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位科学家讨论“百家争鸣”问题的消息。这个月,报纸发表有关双百方针方面的新闻、文章23篇,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唐钺等知名人士都着文参加讨论。不同观点热烈争鸣,7月21日,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进行小结,阐述自己的观点,消除种种疑虑。这次讨论,造成了生动活泼、思想解放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