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禅宗是什么:胡适谈禅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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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国禅学的发展(5)

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8世纪到9世纪初传遍了全国。本来禅学到了唐朝,已走上语言文字之途,楞伽宗也从事于繁琐的注疏;但是那顿悟派依然顿悟,不用语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彻悟。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声,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发疯,正是方法,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骗人的。

马祖不靠语言文字说法,他的方法是对的,是真的;但是后来那些模仿的,就有些要算做末流了。这里且讲一个故事:有一书生,衣服褴褛,走到禅寺,老和尚不理他。后来小和尚报告知府大老爷到了,老和尚便穿上袈裟,走出山门,恭敬迎接,招待殷勤。书生看了,一声不响,等到知府大老爷走了,书生说:“佛法一切平等,为什么你不睬我,而这样地招待他?”老和尚说:“我们禅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便是招待。”书生听了,就给他一个嘴巴。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打人?书生答道:“打便是不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仿这种方式的表示,有一些是靠不住的。

在9世纪中叶,出了两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鉴(殁于865[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临济义玄(殁于866[年],同上七年)。他们的语录,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连经连佛一齐骂;什么释迦牟尼,什么菩提达摩,都是一些老骚胡;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粪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后来的禅门,总不大懂得这两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禅机——呵佛骂祖禅。

平心而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不须用嘴来宣说甚么大道理。因此,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最易拿来欺骗人,因为是纯粹主观的,真假也无法证实。现存的五部《传灯录》,其中所载禅门机锋,百分之七十怕都是无知妄人所捏造的,后来越弄越没有意义了。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当时的大和尚中,的确也有几个了不得的;他们的奇怪的方法,并非没有意义的。如我第一次所讲贼的故事,爸爸把儿子锁在柜子里,让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说:你不怕没有饭吃了。这个故事,就可比喻禅学的方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教育上说,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看来很像发疯,但西谚云:“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按:西文两词音近,中语四字也都是双声)。禅宗经过四百年的黄金时代,若非真有方法,只可以骗人一时,也不能骗到四百年之久。

禅学的方法,可归纳为五种:

一、不说破

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问;要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盘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便成了“口头禅”;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故说破不值半文钱。所以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有两句香艳诗,可以拿来说明这个方法,就是:“鸳鸯绣取从(随)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且讲他们三个故事来作例子。其一: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并求其说法。沩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其二:香严和尚请沩山解说“父母未生时”一句。沩山说:“我若说似(与)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木,偶尔抛一块瓦砾,碰竹作响,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遥礼沩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

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云岩和尚的弟子,每逢云岩忌日,洞山必设斋礼拜。或问他于云岩得何指示?

他说:“虽在彼处,不蒙指示。”又问:“和尚发迹南泉,为何却与云岩设斋?”他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大家听了三个故事,便知“不说破”是禅学的第一个方法。因为早经说破,便成口头禅,并未了解,不再追求,哪能有自得之乐?

二、疑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体会。例如洞山和尚敬重云岩,如前所说,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云岩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

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他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学者要会疑,因为怀疑才自己去思索——想若完全赞成,便不容怀疑,无疑即不想了。又:有僧问沩山和尚:“如何是道?”沩山说:“无心是道。”僧说:“某甲不会。”就是说我不懂。沩山就告诉他:不懂才好。你去认识不懂的,这才是你的佛,你的心。(按:沩山原答为:“会取不会底好。”僧云:“如何是不会底?”师云:“只汝是,不是别人。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入,不名运粪出,污汝心田。”)所以“疑”就是禅宗的第二个方法。

三、禅机

普通以为禅机含有神秘性,其实,真正的禅机,不过给你一点暗示。因为不说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所以道一以下诸禅师又想出种种奇怪方法来,如前面所举的打、笑、拍手、把鼻……等等;又有所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头。这种方法,名曰“禅机”,往往含有深意,就是对于某种因缘,给一点暗示出来,让你慢慢地觉悟。试举几条为例。其一:李勃问智常:“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智常举拳头,问道:“还会么?”李答:“不会。”智常说:“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其二: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惟政大师:“是窗就日,是日就窗?”惟政道:“长老!您房里有客,回去吧!”其三:僧问总印:“如何是三宝(佛,法,僧)?”总印答:“禾,麦,豆。”僧说:“学人不会。”师说:“大众欣然奉持。”

其四:仰山和尚问沩山:“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沩山指灯笼说:“大好灯笼呵!”其五:僧问巴陵鉴和尚:“祖师教义,是同是异?”鉴说:“鸡寒上树;鸭寒下水。”法演和尚论之曰:“巴陵只道得一半,老僧却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其六:僧问云门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答:“糊饼。”法演说:“破草鞋。”这些禅机,都是于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一点暗示。

前十余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中国,北京有一班学生组织了一个“罗素学术研究会”,请罗素莅会指导。但罗素回来对我说:“今天很失望!”问何以故?他说:“一班青年问我许多问题,如‘George Eliot 是什么?’‘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 ?)’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几句话作可能的应付。”我说:假如您听过我讲禅学,您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以作回答。罗素先生颇以为然。

四、行脚

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一顿棒,有时候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所以行脚等于学校的旅行,也就等于学生的转学。穿一双草鞋,拿着一个钵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师大学生,转到清华,再转到中央大学,直到大觉大悟而后已。汾阳一禅师活到七十多岁,行脚数十年,走遍了七十多个山头,据上堂云:“以前行脚,因一个缘因未明,饮食不安,睡卧不宁,火急决择,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府奢华,片衣口食;只因圣心未通,所以驰驱行脚,决择深奥,传鸿敷扬,博问先知,亲近高德。”儒门的理学大师朱子也曾说过:“树上哪有天生的木勺?要学僧家行脚,交结四方贤士,观察山川形势,考测古今治乱之迹,经风霜雨露之苦,于学问必能得益。”行脚僧当然苦不堪言,一衣一履,一杖一钵,逢着僧寺就可进去住宿,替人家做点佛事,挣碗饭吃;要是找不着庙宇,只能向民家讨点饭吃,夜间就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从前有名的大和尚,大都经过这一番飘泊生涯。行脚僧饱尝风尘,识见日广,经验日深,忽然一天听见树上鸟叫,或闻瓶中花香,或听人念一句诗,或听老太婆说一句话,或看见苹果落地……他忽然大彻大悟了,“桶底脱了!”到这时候,他才相信: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这就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五、悟

从“不说破”起,到“桶底脱了”,完全觉悟贯通。如圆悟和尚行脚未悟,一日见法演和尚与客谈天,法演念了两句艳体诗:“频呼小玉元无事,为要檀郎认此声。”全不相干,圆悟听了就忽然大悟了。又:有个五台山和尚行脚到庐山归宗寺,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方丈问他见到什么道理。他说:“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又:沩山一天在法堂打坐,库头击木鱼,里面一个火头(烧火的和尚?)掷去火柴,拊掌哈哈大笑。沩山唤他前来,问道:“你作么生?”火头说:“某甲不吃稀饭,肚子饥饿,所以欢喜。”沩山点头说:“你明白了。”我前次所述的奥古斯丁,平日狂嫖阔赌,忽然听人一句话而顿改前非,也是和这些一样的悟。

《孟子》上说:“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以上所讲禅学的方法,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

总结起来,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绍,崇拜,研究,选择,以致“得意忘象,得鱼忘筌”;最后,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菩提达摩是骗子,十二部经只能拿来做揩粪纸;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家的禅宗。所以这四百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不过,这革命还是不彻底。刻苦行脚,走遍天下,弄来弄去,为着甚么?是为着要解决一个问题。甚么问题?就是“腊月二十五”,甚么叫做“腊月二十五”呢?这是说怕腊月三十日来到,生死关头,一时手忙脚乱,应付不及。这个生死大问题,只有智慧能够解决,只有智慧能够超度自己,脱离生死,所以火急求悟。求悟的目的也就不过是用智慧来解决一件生死大事,找寻归宿。这不还是印度宗教的色彩么?这不还是一个和尚么?所以说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才更见有两大进步:一、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心理”,如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伪,到后来,便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

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二、目标也转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一般禅学家都是为着自己的“腊月二十五”,始终只做个和尚。理学则不然。宋仁宗时,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后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超度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其进步更伟大了。这两点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总之,宋明理学的昌明,正是禅学的改进,也可说是中国中古时代宗教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