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儒教的使命:胡适谈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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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1)

秦始皇的帝国只有十五年;汉朝的帝国有四百二十年:为什么那个帝国站不住而这个帝国能安定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汉朝的开国领袖能运用几百年以前老子的无为的政治哲学。

今年是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二百周年纪念。他们在去年准备时,就决定要举行二百周年纪念的典礼。典礼节目中的一部分,有十三个讲演。这十三个讲演广播到全美洲;同时将广播录音送到全世界,凡是有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的地方都要广播。所以这十三个广播演讲,在去年十一二月间就已录音;全部总题目叫做“人类求知的权利”。这里边又分作好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四个演讲)是讲“人类对于人的见解”;第二部分(第五至第八个演讲)是讲“人类对于政治社会的见解”;第三部分(第九至第十三个演讲)是讲“近代自由制度的演变”。他们要我担任第六个演讲,也就是第五至第八个演讲“人类对于政治社会的见解”中的一部分。我担任的题目是“亚洲古代威权与自由的冲突”。所谓亚洲古代,当然要把巴比伦、波斯、印度古代同中国古代都包括在内。但限定每个演讲只有二十五分钟录音。这样大的题目,只限定二十五分钟的演讲,使我得到一个很大的经验与教训。因为这个题目,要从亚洲西部到东部,讲好几百年甚至一二千年古代亚洲的政治思想史,讲起来是很费时的。因此我先把这些国家约略地研究了一下;但研究结果,认为限定二十五分钟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我觉得限定二十五分钟时间的演讲,只能限于中国;同时对于这些亚洲西部古代国家关于政治、宗教、社会、哲学等方面的文献甚少;所以最后我自己只选择了中国古代,并且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这个题目又不能不加以限制。同时我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很重要的机会,所以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几种观念——威权与自由冲突的观念——特别提出四点(也可说是四件大事)来讲。结果就成为二十五分钟的演讲。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是无政府的抗议,以老子为代表。这是对于太多的政府,太多的忌讳,太多的管理,太多的统治的一种抗议。这种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能在世界上占有一个很独立的、比较有创见的地位。

这一次强迫我花了四十多天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二十五分钟的演讲;经我仔细地加以研究,感到中国政治思想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最有创见的贡献,恐怕就是我们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老子——的主张无政府主义。他对政府抗议,认为政府应该学“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这可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认为用不着政府;如其有政府,最好是无为、放任、不干涉,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有政府等于没有政府;如果非要有政府不可,就是无为而治。所以第-件大事,就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放大炮的——老子——的无政府主义。他的哲学学说,可说是无政府的抗议。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孔子与孟子首先揭橥这种运动。后世所谓“道家”(其实中国古代并没有“道家”的名词;此是后话,不在此论例),也可以说是这个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后来的庄子、杨朱,都是承袭这种学说的。这种所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和个人主义的起来,是由于他们把人看得特别重,认为个人有个人的尊严。《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这个道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教育人参加政治,参加社会;这种人要有一种人格的尊严,要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一种使命,不能随便忽略他自己。这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是第二件值得我们纪念的大事。

第三件大事,可算是中国古代极权政治的起来,也就是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起来。在这个期间,墨子“上同”的思想(这个“上”字,平常是用高尚的“尚”字,其实是上下的“上”字。),就是下面一切要上同,所谓“上同而不下比者”,——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以现在的新名词说,就叫“民主集权”。墨子的这种理论,影响到纪元前四世纪出来了一个怪人——商鞅。他在西方的秦国,实行这种“极权政治”;后来商鞅被清算死了,但这种极权制度还是存在,而且在一百年之内,把当时所谓天下居然打平,用武力来统一中国,建立所谓“秦帝国”。帝国成立以后,极权制度仍继续存在,焚书坑儒,毁灭文献,禁止私家教育。这就是第三件大事。所谓极权主义的哲学思想:极权国家不但起来了,而且是大成功。

第四件大事是,这个极权国家的打倒,无为政治的试行。秦王政统一天下之后,称他自己为秦始皇,以后他的儿子为二世,孙子为三世,以至于十世、百世、千世、万世、无穷世。殊不知非特没有到万世、千世、百世,所谓“秦帝国”,只到了二世就完了。这一个以最可怕的武力打成功的极权国家,不但十五年就倒下去了。第一个“秦帝国”没有安定,第二个帝国的汉朝却安定了。什么力量使它安定的呢?在我个人的看法,就要回到我说的第一件大事。我以为这是那个无政府主义、无为的政治哲学思想来使它安定的。秦始皇的帝国只有十五年;汉朝的帝国有四百二十年:为什么那个帝国站不住而这个帝国能安定呢?最大的原因,就是汉朝的开国领袖能运用几百年以前老子的无为的政治哲学。汉朝头上七十年工夫,就是采用了这种无为而治的哲学。秦是以有为极权而亡;而汉朝以有意的、自觉的实行无为政治,大汉帝国居然能安定四百二十年之久。不但安定了四百二十年,可说二千年来到现在。今天我们自己称“汉人”,这个“汉”字就是汉朝统治四百二十年后留给我们的。

在汉朝以前,只称齐人、楚人、卫人,没有“中国人”这个名词。

汉朝的四百二十年,可说是规定了以后二千多年政治的规模,就是无为而治这个观念。这可说是两千多年前祖先留下来的无穷恩惠。

这个大帝国,没有军备,没有治安警察,也没有特务,租税很轻。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我在小时,曾从安徽南部经过浙江到上海。到了杭州,第一天才看到警察;以前走了七天七夜并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路上一样很太平。)所以第四件大事,可说是打倒极权帝国而建立一个比较安定的国家;拿以前提倡了而没有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来安定四百二十年大汉帝国,安定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

现在我就这四点来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

第一件大事是老子的无为主义。最近几十年来,我的许多朋友,从梁任公先生到钱穆、顾颉刚、冯友兰诸先生,都说老子这个人恐怕靠不住,《老子》这部书也恐怕靠不住。他们主张要把《老子》这部书挪后二三百年。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这几位先生考定老子年代的方法。我指出他们提出来的证据都站不住。

(现在台湾版《胡适文存》第四集第二篇,就是讨论考证老子这个人的年代,和《老子》这本书的年代的。)但这二三十年来中国学者的提倡,居然影响到外国学者。外国学者也在对老子年代发生怀疑。你看西洋最近出版的几种书,差不多老子的名字都不提了。在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将来有机会,可再和各位详细的讨论。今天简单的说,我觉得老子这个人的年代和《老子》这本书的年代,照现在的材料与根据来说,还是不必更动。老子这个人恐怕要比孔子大二三十岁;他是孔子的先生。所谓“孔子问礼于老聃”是大家所不否认的;同时在《礼记·曾子问》中有明白的记载。那时孔子做老子的学徒,在我那篇很长的文章《说儒》里,老子是“儒”,孔子也是“儒”。“儒”的职业是替人家主持丧礼、葬礼、祭礼的。有人认为“儒”是到孔子时才有的,这是错误的观念。我为了一个“儒”字,写了五万多字的文章;我的看法,凡是“儒”,根据《檀弓》里所说,就是替人家主持婚丧祭祀的赞礼的。现在大家似乎都看不起这种赞礼。其实你要是看看基督教和回教,如基督教的牧师,回教的阿訇,他们也是替人家主持婚丧祭祀的。在古代二千五百年时,“儒”也是一种职业。在《礼记·曾子问》中都讲到孔子的大弟子和孔子的老师都是替人家“相”丧的。《礼记·曾子问》中记:孔子自说有一天跟着老子替人家主持丧礼,出丧到半路上,遇到日蚀;老子就发命令,要大家把棺材停在路旁,等到日蚀过去后再往前抬。下面老子又解释为什么送丧时遇到日蚀应该等到太阳恢复后再往前抬。各位先生想一想:送丧碰到日蚀,这是很少见的事;而孔子跟着老子为人家主持丧礼,在路上遇见日蚀,也是一件很少见的事,记载的人把这话记载下来,我相信这是不致于会假的。

从前阎百诗考据老子到周去问礼到底是哪一年,就是根据这段史实来断定的。同时《檀弓》并不是一本侮蔑孔子的书;这是一本儒家的书。孔子的学生如曾子等,都是替人家送丧的。替人家送丧是当时的一种吃饭工具,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至于《老子》这部书,约有五千字左右,里边有四五个真正有创造的基本思想;后来也没有人能有这样透辟的观念。这部只有五千字左右的书,在我个人看起来,从文字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放得太晚。在思想上他的好几个观念,可说是影响了孔子。譬如老子说“无为”,孔子受其影响甚大。如《论语》中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些话都是受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影响的。还有孔子说,我话说得太多,我要“无言”。这也是老子的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就是自然主义的哲学。我们考证一部书的真假,从一个人的着作中考据另一个人,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办法。譬如希腊古代在哲学方面有许多着作,后来的人考据哪几部着作是真的,哪几部着作是假的,用什么标准呢?文字当然是一种标准;但是重要的,就是如果要辨别柏拉图着作的真伪,须看柏拉图的学生亚利斯多德是否曾经引过他老师的话,或者看亚利斯多德是否曾提到柏拉图某一部书里的话。这是考据的一种方法。我们再看孔子说的“以德报怨”。这完全是根据老子所说的“报怨以德”。诸如此类的话多得很;如“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等都可以说是老子的基本观念;尤其“犯而不校”,就是老子提倡的一个很基本的观念,所谓“不争主义”,亦即是“不抵抗主义”。(我就是犯了这个毛病:说不考据,现在又谈考据了。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只是替老子伸伸冤而已。)

老子的主张,所谓无政府的抗议,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件大事。他的抗议很多。大家总以为老子是一位拱起手来不说话的好好先生,绝对不像个革命党、无政府党。我们不能太污蔑他。你只要看他的书,就知道老子不是好好先生。他在那里抗议,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抗议。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对于当时政治和社会管制太多、统制太多、政府太多的一个抗议。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老子是一位什么事都不管的好好先生,太上老君;他是一位对于政治和社会不满而要提出抗议的革命党。而且他仅仅抗议还不够;他还提出一种政治基本哲学。

就是说,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中国在二千五百年以前产生了一种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不干涉主义的政治哲学。在西方恐怕因为直接间接的受了中国这种政治思想的影响,到了十八世纪才有不干涉政治思想哲学的起来。近代的民主政治,最初的一炮都是对于政府的一个抗议:不要政府,要把政府的力量减轻到最低,最好做到无为而治。我想全世界人士不会否认:在全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上,中国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不干涉主义,这个政治哲学,比任何一个国家要早二千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