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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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陶汉章将军的四本书(3)

其实,这也是他的老毛病了,在教导二旅的时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仗,丢了一门炮。本来是他给搞丢的,可他给上面汇报时却说是我丢的。那时我都过了铁路,不在那里。他就是这么个人。

仅仅有这些矛盾都不要紧,关键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林彪拉帮结伙,要搞政治阴谋,要拉一些人,也有那么一些人拼命想往上靠,这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

问:你在广州军区当参谋长时,能感觉到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正常吗?

陶:他把林彪当成广州军区的太上皇,极力往林彪身上靠这是人所共知的。

林彪怕风怕光,他命令给林彪住的楼前修了一条五百多米长的走廊。每次林彪从广州回北京,他都要送一火车皮的东西。说来人们都不信,他不光自己这么干,还要我们这些人跟着他干。有一年林彪到了广州,黄永胜对我说,林副主席来了别人可以不去,你这个参谋长一定要去他那里。你们司令部的钱,一定要安排好。我就去了,林彪刚刚睡下,叶群见了我。等我出来后才发现,黄永胜根本没有离开,他在等着我,见我回来忙问:“林副主席有什么说法?”

这就是黄永胜!

问:既然你们之间并没有历史恩怨,黄永胜为什么要整你呢?

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当参谋长,了解一些事情的底细。那个时候,组织上派他去过一次香港,而且是以一个东南亚的资本家的身份去的。

回来后要在我管理的司令部报账,我一看,好家伙,花了八千块,那个时候的八千元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十万吧?当时我想,干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

我们有一个情报组在香港,他们的人回来后向我这个参谋长汇报,我才知道黄永胜在那边去嫖过妓女,而且那个妓女还是国民党派到香港的重要人物。

情报组的同志还告诉我,黄永胜还在香港存了钱,有30万港币。他是司令员,他叫情报组的人用一个假名存在银行的。至于这30万元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战争年代他发的洋财,也有人说是后来抓了走私的东西卖了得来的。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这钱是准备用来给中央首长买药用的。

黄永胜的这些事情,当时就有人反映到了军委,我们都并不知情。后来广州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个女的又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黄永胜的那个什么人来了,你要派人监视她,看她都和些什么人联系,搞些什么活动。

这事情也让我很为难,黄永胜是司令员啊。对罗瑞卿的指示我也要执行,就派了一台车和一个参谋,蹲在宾馆里跟踪这个女的。但有一天还是失踪了。

也就是那一天,这个女的进了我们军区大院,还到了黄永胜家里。黄永胜的老婆知道了,还和黄闹了一场。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贴了黄永胜的大字报,把他的这些事揭了出来,大字报的题目是《黄永胜意欲何为!》。他就怀疑是我写的。他也怕我把他的一些丑行给揭出来,所以要往死里整我。

问:能谈谈你被打倒,或者说是受迫害前后的情况吗?

陶:黄永胜从北京回来以后,他有了林彪的支持,腰杆子硬多了。在党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央指示,他居然说,林副主席是党的接班人,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他黄永胜就是反对林彪,也就是反对毛主席。

他们组织人在司令部开我的斗争会,黄永胜派人去看。说实在的当时司令部的多数还是保我的,斗不起来,黄永胜就发了脾气,说广州军区司令部是一潭死水。

在黄永胜的压力下,有些人就开始揭发我的所谓问题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发动了起来。

这里我说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我当时的秘书。古人说“试玉当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一点都不假。这个秘书平时对我很好的,大事小事都想得特别周到,有时我想不到的事情他都替我想到了。我的脚是有了名的“香港脚”,他跟我出差,主动给我洗脚,涂药;所以我夫人说,这个秘书真是不错。我也觉得他很好。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人家要他揭发,他就说我好吃,好玩,经常借工作之机游山玩水,借看地形时打猎;而且说我很懂得吃,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的地方特色……他还揭发我,有时在办公室不办公,专门看小说。他的这些材料送给了黄永胜,黄永胜大发脾气,说:这都是些什么鸡毛蒜皮,一点高精尖的东西都没有!

黄永胜又给这个秘书施加压力,要他必须揭发出“高精尖”的问题来,并且把这种揭发提到了路线高度,揭出了“高精尖”的问题就是站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个秘书就揭发说,我住的小楼上经常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因此他说我的楼上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电台。你们年轻人不知道那个时候人们对这样的揭发多么敏感。一个惊人的“故事”编造出来了——陶汉章家里有一个电台,直接和台湾联系,给我开车的司机是间谍组组员,我的夫人黎朗是组长,我也是特务。

问: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真的有人相信吗?

陶:怎么没有人相信,人们还确信不疑呢!还有更叫人难以相信的呢,他们为了证实这一消息,找到了我的二女儿,那时她还在上小学。他们问她,你夜里听到过你爸爸房里有滴滴答答的声音吗?她说,好像听到过。这下好了,陶汉章的女儿都说他们给国民党发电报,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吗!

要说残酷,那可真叫残酷,我的司机被他们活活打死了呀!我的夫人也被折磨死了,这是后话。

问:“文化大革命”中你们这一级的干部,有过什么抗争吗?

陶:大的抗争说不上,但也和他们作了不少的斗争。我们先是被搞到从化去参加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把我们软禁起来了。

就是在温泉的时候,发生了“主义兵”劫狱的事情。前面说到过的我的那个二儿子,听说我被关在了温泉,一天晚上就带了他们的“队伍”,想把我们给抢出去。我当时是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半夜听到枪响。他是一群孩子,怎么能把我们给劫出去呢?

他们的举动不光没有帮上忙,反而把他们的境遇搞得更糟了,几个孩子被赶到了一间小房子里,没有吃的,就出去拉板车,挣一点钱来买饭。有一天,二陶拉着板车在司令部门口过,偏偏被黄永胜看见了。黄永胜说,这不是陶汉章的小儿子吗,他是敢玩命的,说不定还会行刺,把他抓起来。这孩子也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后来又给送到了湖南。

问:在湖南的情况是否要好一点?

陶:不是的,只能说是更差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监视着,就是上个厕所,也要用枪顶着你。吃的饭不能叫饭,住的房子四面透风。这都不要紧,关键是对你的非人的批斗。三四个人不停地围攻,要我交出电台。我反问他们,你们见过电台是什么样子的吗?我能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说态度不老实,于是不让我睡觉,连斗了三天三夜。我夫人受的罪就更多了,她被踢得肚子出血,顺着裤腿往下流……后来,她得了癌症,也不给治疗。我说,“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折磨和法西斯集中营差不多。

一直到了1971年,林彪摔死以后,我们的情况才好了一些。唉,“文革”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