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军工的新政委
1958年1月底，一辆小轿车在北京旃坛寺国防部大楼门前戛然停住，从车上下来一位佩中将军衔的将军。他身材高大，长脸盘，宽额头，两道浓眉高高扬起，双目中透着一股沉稳睿智的光芒。他健步疾行，径直奔向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办公室。接待他的秘书说：“彭总在等您呢！”便带着他去见彭德怀。
“报告彭总，谢有法同志来见您！”秘书说完，上茶后退出。
“彭总，我来了！”谢有法声音洪亮，敬过军礼，笔直地站在彭德怀的面前。
“唔，有法同志呀！坐坐！”彭德怀放下手中的公文，站了起来，亲切地握着谢有法的手，一边打量着一边问：“你今年多大年纪啦？”
谢有法说：“我41岁了！”
彭德怀拉着谢有法坐在沙发上，深有感触地说：“哎哟，你也进入不惑之年喽。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你还是个红小鬼嘛！”
“是的，彭总。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才15岁。”
“时间过得真快呀！”彭德怀眯起眼睛自语道。沉默了片刻，他才切入正题：“有法同志呀，这次军委决定派你去军事工程学院当代理政委，加强学院党委的领导力量。陈赓同志担子太重，现在又正在住院，你去了可以减轻他的压力。
唔，这几年是刘居英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你们以前认识吧？”
东工作，算是老战友了。”
彭德怀接着说：“那好，你去军工，首先要抓大事，看大局，好好熟悉情况。要依靠党委的集体领导，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嘛，书记也只有一票。要注意搞好团结，半年前，黄老去学院检查工作，许多问题他已经讲了，听说学院机构庞大，教授会太多，应该合并一些嘛。”
谢有法认真记下彭德怀的指示，又请示了几个问题便起身告辞。
“第一期学员快毕业了，你去了要注意总结一下这几年办学的经验。”彭德怀把谢有法送到门口，最后叮嘱一句。
谢有法离开彭德怀的办公室，又去见总政副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萧华。萧华是他的老上级，又是江西兴国同乡，谢有法在萧华面前就不那么拘束了。
萧华对谢有法说，正式任命还没下达，你先上任吧，代理政委之职。
临去哈尔滨赴任前，谢有法特地去医院探视陈赓，诚恳地请陈赓院长给些具体的指示。陈赓说：“军工是全军唯一的综合型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们办这样的院校没有经验，所以要学习苏联。黄老在军工肯定我们‘两老办院’，这是军工多年成功经验所在。我们还要团结苏联专家。哈尔滨离北京远，你去负责政治工作要独当一面，要搞好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搞好团结。对青年学生，要把他们从一个普通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军人、军官和军事工程师，必须严格要求，要严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要养成好的作风。干部特别要注意以身作则，所谓好作风就是党的三大作风嘛……”
春节刚过，谢有法告别夫人贺伟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登上北去的火车，履新赴任。
在火车上，他望着关外的皑皑白雪，不禁思绪飞扬。他想起入朝作战时那漫天的大风雪，又想起抗日战争时沂蒙山区飞舞的雪花；最后，他似乎看见自己少年时代的影子，在寒冬季节正赶着老水牛，踏着兴国田野里的小雪瑟瑟发抖……
二、从放牛娃、红小鬼成长为红军干部
1917年4月16日，谢有法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母亲早亡，家境贫寒，哥嫂分家单过，父亲含辛茹苦供他读了一年私塾、两年小学，之后父亲一病不起，最终成了残疾人。谢有法流泪辍学，回家帮人家放牛，照顾病中的老父和小妹。
所谓小妹，就是比谢有法小7岁的童养媳，这是当时中国农村穷苦人家的习俗。
当土地革命的烈火在兴国的红土地上熊熊燃烧的时候，12岁的谢有法当上儿童团团长，他做梦都想参加红军，兴国的“娃娃将军”萧华组建“少共国际师”，声震全苏区。已经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谢有法也积极报名参军，虽然几次碰钉子，他仍然软磨硬泡地不松劲。
1933年5月，中央苏区“扩红”，兴国人组成的地方武装“兴国模范师”集体参加红军，招兵干部看中谢有法这个小鬼肚子里还有点儿墨水，于是就收下了16岁的谢有法。
“兴国模范师”的正式番号是红三军团第6师，小小年纪的谢有法是该师第16团2连战士，因为有文化，当了文书。他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他在宣传队里打快板，数“莲花落”，演唱红军歌曲。他最拿手的要数兴国山歌，出口成章，随编随唱。召开群众大会，他端来小凳子往上一站，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心不慌、脸不红地发表演说，口齿伶俐，声音清脆，挥舞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讲到兴头上还即兴来一段山歌。团长李寿轩等领导很喜欢他，称他是“精灵的红小鬼”、“出色的宣传员”。
那时部队天天要跋山涉水，战士掉队的事时有发生。有一次在福建武夷山区夜行军时，谢有法摸错了方向，钻进了敌占区。第二天早上来到一个村子里，发现前面有靖卫团的哨兵。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见山坡有头牛，他灵机一动，捡起路边一根竹梢，装成放牛娃，用竹子赶着牛，大摇大摆通过哨口，出了村庄；又根据太阳的位置辨别方向，顺利归队。
1934年秋天，在福建沙县一带作战时，谢有法的脚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他不服水土，又长了一身疥疮，又痒又痛，不用说行军打仗，就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被战友抬进了江西宁都县安福镇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恰好和从前线抬下来的江西军区司令员兼西方军总指挥陈毅同住一间病房。一个是红军小战士，一个是红军大首长，两人一交谈，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当时正是五次反“围剿”激战时刻，前方战事吃紧，打得异常残酷，天天都有伤员被送进医院。由于缺医少药，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不时发出呻吟喊叫，唯有谢有法忍着剧痛，不哭不喊。陈毅觉得这个满脸稚气的小鬼不同一般，便故意逗他说：“喂，兴国小老俵，你躺在这里舒舒服服，天天瞧天花板，会不会想家呀？”谢有法回答说：“司令员，哪会舒服哟，我天天都想回部队，做梦都想。红军就是我的家，不消灭白狗子，也不会有我的家。”陈毅连连称赞他有骨气。
长征前夕，谢有法在第一后方医院休养连当文书，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家乡派人接他回去，他死活不肯。后来听说部队开拔的消息，便不顾医生劝阻，执意带病参加长征。离开医院时，他含着眼泪向留在苏区的陈毅司令员告别，并学着大人的话说：“后会有期。”
不幸的是，谢有法刚上路就病倒了，高烧不退。首长和同志们说，绝不能扔下小谢。
大家用担架抬着迷迷糊糊的谢有法行军。也是年轻人命大，谢有法终于摆脱了死神。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病愈的谢有法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当文书。
这是一个“特殊连队”，连里有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等年纪大的老同志和贺子珍等随军女干部。大家便叫他“小文书”。文书虽小，事情可不少。要造名册，写宿营报告；要打前站，找房子。每天早晨早早起来，跟随中央军委的设营队出发。到了宿营地，分好房子，买好粮食，弄到蔬菜，把打草鞋的碎布和麻绳收齐后，还得返回原路，去迎接干部休养连。大家说：“小文书比谁走的路都多。”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谢有法任军委直属队后方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1936年2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是年6月，着名美国记者、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首次来到陕北根据地采访，当时有的红军战士把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统统视为“帝国主义分子”。谢有法遵照总部的指示，一边向战友做好解释工作，以消除偏见；一边认真做好迎接国际友人的准备工作。当斯诺风尘仆仆来到延安时，红军战士列队欢迎，朝天鸣枪致敬。腰板挺直、身材高大的谢有法精神抖擞，站在队列最前头，用洪亮的声音领呼口号，欢迎斯诺。
就在这一瞬间，斯诺举起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谢有法领头呼口号的镜头。这一珍贵的历史画面收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短短三年，这个瘦骨嶙峋的红小鬼在战火硝烟中成长为个子高挑、五官清秀的红军年轻干部。
三、驰骋疆场二十年
年轻的谢有法因为勤谨干练，出色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进步得很快。全面抗战后的1938年，他奉调山西洪洞县八路军总部，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副科长。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分布在山东、苏北和冀鲁边区的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各部队。
6月初，徐向前和朱瑞带领200多名干部进入沂蒙山区，这批干部中就有谢有法。
10月，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合并，谢有法出任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的勤奋好学是有名的，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他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
遵照徐向前司令员的指示，为了整顿山东纵队，加强部队基层党组织建设，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占区，深入各部队调查研究，“解剖麻雀”。针对部队党的领导观念淡薄，谢有法用刘少奇刚发表不久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员必读》等为教材，经常给基层干部上党课，先后培训了800余名干部，在较短时间里，山东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一倍，战斗力大大增强。
1942年5月，沂蒙山区正是红杏挂满枝头的时候，在喜鹊的欢叫声中，谢有法和贺伟结婚了。罗荣桓和林月琴夫妇、萧华和王新兰夫妇以及山东军区其他领导同志都来祝贺这对年轻的新人。
贺伟是个孤儿，安徽蚌埠人。两个年轻人都是苦出身，又都爱学习。贺伟从认字不多到能给战士当小先生，解放后又进了大学，多亏谢有法的鼓励和支持。在反击日寇“铁壁合围”的艰苦战争岁月中，夫妻俩患难与共，为打败日寇并肩战斗。
1943年3月，为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任115师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谢有法在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的直接领导下出任军区组织部长。当时正是全党整风运动时期，握有生杀大权的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运动”。罗荣桓从敌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向中央建议并经中央同意，在山东不搞“抢救运动”，抵制了康生的严重干扰。分管整风审干工作的谢有法坚决执行罗荣桓、萧华的指示，贯彻党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使山东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健康发展。
抗战胜利后，为了开辟东北解放区，山东军区大部分机关干部要奔赴东北。谢有法积极报名，他和贺伟都想跟着罗政委，与风雨同舟的战友们一块儿去东北。领导找他谈话，组织上决定他留在山东工作。谢有法不死心，又去找罗荣桓政委。罗荣桓既严肃批评，又耐心说服。罗荣桓说：“你对山东部队和干部的情况比较熟悉，留下来对工作有利。你是具体做干部工作的人，如果不以身作则，又怎么去说服其他干部？”
谢有法愉快地留了下来。多年来在罗政委的言传身教下，步入而立之年的谢有法变得愈加成熟而练达。他常常琢磨着罗荣桓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响鼓不要重槌敲。”
就是说在干部工作上要启发干部的自身思想革命，要耐心说服而不是压服；许多久经考验的干部都是“响鼓”，只要轻轻点拨，这些干部就能以一当十。罗荣桓离开山东前的这次谈话，给谢有法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1945年10月初，新四军军长陈毅参加完党的“七大”，经微山湖来到山东，和将要率六个主力师开赴东北的罗荣桓见面，交接工作，并在临沂西门一座天主教教堂里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
当年和陈老总一起养伤的谢有法陪着陈老总深入鲁中、鲁南各地的部队，了解情况，组织部队开展思想工作，部署对敌斗争。在部队大范围的调动整编中，陈毅非常重视做好各部队的团结工作。当时在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中许多人留恋南方，不习惯山东的风俗和生活，他们发牢骚，讲怪话：“反攻反攻，反到山东，高粱煎饼，包根大葱！”有的人不会用瓦罐提水，把老乡的许多瓦罐掉到井里或摔碎在井台上，有的人随意“拉夫”，拉老乡的驴子用。针对这些现象，谢有法在新四军某部宣讲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时，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批评，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陈毅知道后找谢有法谈话，肯定他严格要求部队是对的，同时也指出新四军的同志长期在南方，适应北方生活要有个过程，批评要注意方式和场合。陈毅的坦率和诚恳让谢有法口服心服。在陈毅的领导下，山东和华中的部队很快融合成团结战斗的整体。
解放战争时期，谢有法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1948年9月，山东兵团取得兖州战役胜利之后，谢有法协助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等山东兵团领导同志指挥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战，取得了解放济南、歼敌10万的重大胜利。为了接收和管理好济南这座70万人口的省会城市，谢有法在保证部队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上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