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
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我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一)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乾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
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二)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
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三)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工。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
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越古越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着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1736-1795年;章学诚,1738-1800年),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
他又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
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它,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它,把它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者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
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这三百年的古学研究的缺点,不过是随便挑出了几桩重要的。我们的意思并不要菲薄这三百年的成绩;我们只想指出他们的成绩所以不过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当,后人应该学点乖。
我们借鉴于前辈学者的成功与失败,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我们不研究古学则已;如要想提倡古学的研究,应该注意这几点:
(1)扩大研究的范围。
(2)注意系统的整理。
(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一)怎样“扩大研究的范围”呢?“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
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例如治经,郑玄、王肃在历史上固然占一个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个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个位置,戴震、惠栋也占一个位置,刘逢禄、康有为也占一个位置。
段玉裁曾说: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理义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
我们可借他论校书的话来总论国学;我们也可以说: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
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
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沾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
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
每一个时代,还它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它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