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胡适
13527600000077

第77章 四十自述(6)

我们现在看见上海各学校都用国语讲授,决不能想象20年前的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我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在学校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我的同学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话清楚干净,我最爱学他,所以我说的普通话最近于四川话。两三年后,我到四川客栈(元记、厚记等)去看朋友,四川人只问:“贵府是川东?是川南?”他们都把我看做四川人了。

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同学都是创办人,职员都是同学中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和学生的界限。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这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姚弘业烈士遗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组织分为“执行”与“评议”两部。执行部的职员(教务干事、庶务干事、斋务干事)都是评议部举出来的,有一定的任期,并且对于评议部要负责任。评议部是班长和室长组织成的,有监督和弹劾职员之权。评议部开会时,往往有激烈的辩论,有时直到点名熄灯时方才散会。评议员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龚从龙,口齿清楚,态度从容,是一个好议长。这种训练是很有益的。我年纪太小,第一年不够当评议员,有时在门外听听他们的辩论,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

我第一学期住的房间里有好几位同学都是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人,他们是邻县人,说的话我听不大懂。但不到一个月,我们很相熟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有一位钟文恢(号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做钟胡子。他告诉我,他们现在组织了一个学会,叫做竞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所以定了这个名字。他介绍我进这个会,我答应了。钟君是会长,他带我到会所里去,给我介绍了一些人。会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里。会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党。有个杨卓林,还有个廖德璠,后来都是因谋革命被杀的。会中办事最热心的人,钟君之外,有谢寅杰和丁洪海两君,他两人维持会务最久。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胡梓方先生(后来的诗人胡诗卢)作《发刊辞》,其中有一段说:今世号通人者,务为艰深之文,陈过高之义,以为士大夫劝,而独不为彼什佰千万倍里巷乡闾之子计,则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顾可为治乎哉?

又有一位会员署名“大武”作文《论学官话的好处》,说:诸位呀,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言语。但现在中国的语言也不知有多少种,如何叫他们合而为一呢?除了通用官话,更别无法子了。但是官话的种类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话,有北方官话,有北京官话。现在中国全国通行官话,只须摹(模)仿北京官话,自成一种普通国语哩。

这班人都到过日本,又多数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所以都感觉“普通国语”的需要。“国语”一个目标,屡见于《竞业旬报》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竞业旬报》第一期是丙午年(1906)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钟君看见我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劝我为《旬报》作白话文。第一期里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学”,署名“期自胜生”。那时候我正读《老子》,爱上了“自胜者强”一句话,所以取了个别号叫“希强”,又自称“期自胜生”。

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话文字,所以我抄其中说“地球是圆的”一段在这里做一个纪念:譬如一个人立在海边,远远的望这来往的船只。哪来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见他的桅杆顶,以后方能够看见他的风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后方可看见。那去的船呢,却恰恰与来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见,然后看不见他的风帆,直到后来方才看不见他的桅杆顶。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地是圆的,所以来的船在那地的低处慢慢行上来,我们看去自然先看见那桅杆顶了。那去的船也是这个道理,不过同这个相反罢了。诸君们如再不相信,可捉一只苍蝇摆在一只苹果上,叫他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可不是先看见他的头然后再看见他的脚么?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15岁。25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

我做了一个月的白话文,胆子大起来了。忽然决心做一部长篇的章回小说。小说的题目叫做《真如岛》,用意是“破除迷信,开通民智”。我拟了四十回的回目,便开始写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报》第三期上发表(丙午十月初一日),回目是:虞善仁疑心致疾;孙绍武正论祛迷。

这小说的开场一段是:话说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城外有一个热闹的市镇叫做神权镇,镇上有一条街叫福儿街。这街尽头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时候,这屋的楼上有二人在那里说话。一个是一位老人,年纪大约五十以外的光景,鬓发已经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张床上,把头靠近床沿,身上盖了一条厚被,面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样。一个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后生,生得仪容端整,气概轩昂,坐在床前一只椅子上,听那个老人说话。

我小时最痛恨道教,所以这部小说的开场就放在张天师的家乡。但我实在不知道贵溪县的地理风俗。所以不久我就把书中的主人翁孙绍武搬到我们徽州去了。

《竞业旬报》出到第10期,便停办了。我的小说续到第六回,也停止了。直到戊申年(1908)三月十一日,《旬报》复活,第11期才出世。但傅君剑已不来了,编辑无人负责,我也不大高兴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报》第24期以下就归我编辑。从第24期到第38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岛》也从第24期上续做下去,续到第十一回,《旬报》停刊了,我的小说也从此停止了。这时期我改用了“铁儿”的笔名。

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旬报》的办事人从来没有干涉我的言论,所以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对于宗教迷信的思想。

例如《真如岛》小说第八回里,孙绍武这样讨论“因果”的问题: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落花一段引的是范缜的话(看本书第二章),后半是我自己的议论。这是很不迟疑的无神论。这时候我另在《旬报》上发表了一些“无鬼丛话”,第一条就引司马温公“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烧舂磨,亦无所施”的话,和范缜“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的话(参看第二章)。第二条引苏东坡的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第三条痛骂《西游记》和《封神榜》,其中有这样的话:夫士君子处颓敝之世,不能摩顶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澜,曷若隐遁穷邃,与木石终其身!更安忍随波逐流,阿谀取容于当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条前面说《封神榜》的作者把书稿送给他的女儿作嫁资,其婿果然因此发财。所以此处有“自私利”的话。)天壤间果有鬼神者,则地狱之设正为此辈!此其人更安有着书资格耶!(《丛话》原是用文言作的。)

这是戊申(1908)年八月发表的。谁也梦想不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15年后(1923)居然很热心的替《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许他将来还替《封神榜》作考证哩!

在《无鬼丛话》的第三条里,我还接着说:《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时日卜筮以乱众者,诛。”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掌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谓“数千年来仅得许多脓包皇帝,混帐圣贤”,吾岂好詈人哉?吾岂好詈人哉?

这里很有“卫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现我在不满17岁时的思想路子。《丛话》第四条说:吾尝持无鬼之说,论者或咎余,谓举一切地狱因果之说而摧陷之,使人人敢于为恶,殊悖先王神道设教之旨。此言余不能受也。今日地狱因果之说盛行,而恶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设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

这种夸大的口气,出于一个17岁孩子的笔下,未免叫人读了冷笑。但我现在回看我在那时代的见解,总算是自己独立想过几年的结果,比起现今一班在几个抽象名词里翻筋斗的少年人们,我还不感觉惭愧。

《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前年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曾登报征求全份的《竞业旬报》,——大概他们不知道这里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适做的,——似乎也没有效果。我靠几个老朋友的帮忙,搜求了几年,至今,还不曾凑成全份。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的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了。例如我在《旬报》第36期上发表一篇《苟且》,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真如岛》小说第十一回(《旬报》37期)论扶乩的迷信,也说:程正翁,你想罢。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学原于思”,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郑先生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对翼华翼璜道:程子这句话,你们都可写作座右铭。

“学原于思”一句话是我在澄衷学堂读朱子《近思录》时注意到的。我后来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为我从十几岁时就那样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时代我在李莘伯办的《安徽白话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承继之不近人情》(转载在《旬报》廿九期),我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说:我如今要荐一个极孝顺永远孝顺的儿子给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这个儿子是谁呢?便是“社会”。

你看那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名誉,万古流传,永不湮没;全社会都崇拜他们,纪念他们;无论他们有子孙没有子孙,我们纪念着他们,总不少减;也只为他们有功于社会,所以社会永永感谢他们,纪念他们。阿哙哙,这些英雄豪杰仁人义士的孝子贤孙多极了,多极了!一个人能做许多有益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都成了他的孝子贤孙。列位要记得:儿子孙子,亲生的,承继的,部靠不住。只有我所荐的孝子顺孙是万无一失的。

这些意思,最初起于我小时看见我的三哥出继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从一个真问题上慢慢想出来的一些结论。这一点种子,在四五年后,我因读培根(Bacon)的论文有点感触,在日记里写成我的“无后主义”。在十年以后,又因为我母亲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写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发挥“社会不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