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讲书的收集法,是极端主张要博,再从博而专门,古董家和道学家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
王[云五]先生告诉我说,众位在这里研究图书馆学,每星期请专家来讲演。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不名一家。白话文是大家做的,不能说专家;整理国故,实在说不上家。所以我今天来讲,并不是以专家的资格。并且我今天所讲的,是书的问题。书这样东西,没有人可以说是专家的;图书馆范围非常广博,尤其更不配说专家。我家里书很多,可是乱七八糟,没有方法去整理。当我要书的时候,我写信去说:我要的书是在进门左手第三行第三格。我的书只是凭记忆所及,胡乱的放着。但是近来几次的搬家,这个进门左手第几行第几格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我的书,有的在北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箱子里,有的在书架上。将来生活安定了,把所有的书集[中]在一处布置起来,还须请众位替我帮忙整理。因为我是完全不懂方法的。
近来我在国内国外走走,同一些中国图书馆家谈谈,每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学图书馆的人很多,但是懂得书的人很少。学图书馆的人,学了分类、管理就够了,于是大家研究分类,你有一个新的分类法,他有一个新的分类法。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很重要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图书馆。在小图书馆里,不得已的时候,只须用两种方法来分类:一是人名,一是书名,就够了。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期学,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但是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叫花子耍猴子,有了猴子,才可以耍;舞棍,有了棍,才可以舞。分类法的本身是很抽象的,书很少,自然没有地方逞本事;有了书,也要知道他的内容。这本Pasteur[巴斯德]的传,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是化学家呢,还是生物学家,医学或卫生学[家],就彷徨无措。无论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内容,是无从分类起的。图书馆学者,学了一个星期,实习了几个星期,这不过是门径。如果要把他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类分书。众位将来去到各地服务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警告,就是但懂得方法而不懂得书,是没有用的。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员,而不能做馆长的。
今天我所讲的,是怎样去收集书。收书是图书馆很重要的事。可是要收的,实在不少,有旧书,有新书,有外国书,有中国书。外国书自然是[要]懂得外国文字的[人],才有收的方法。如果不懂得外国文字,便是讲也没有用处的。要懂书,有三个重要的办法:(一)爱书。把书当做心爱的东西,和守财奴爱钱一样。(二)读书。时时刻刻的读,继续不断的读,唯有读书才能懂书。最低的限度也要常常去看。(三)多开生路。生路多了,自然会活泛。因此,外国语不能不懂,一日语,二英语,三法语,四德语,五俄语,能多懂了一种,便多了一种的好处。生路开的多了,才能讲收书,无论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得知道他的内容,这样便是分类也有了办法。
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书的收集法》。吴稚晖先生这几年来常说:中国的线装书,都应该丢到茅厕里去。这句话在精神上是很可赞成的。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的确该提倡些物质文明,无用的书可以丢掉,但是他安顿线装书的法子,实在不好。茅厕不是摆书的好地方,而且太不卫生。所以我提议把线装书一齐收集起来,放到图书馆去,所谓束之高阁。整理好了,备而不用,随时由专门学者去研究参考。那么中国书当如何收集呢?从前收集中国书,最容易犯两个大毛病:一是古董家的收集法,一是理学家的收集法。
古董家的收集法,是专讲版本的。比方藏书,大家知道北平的藏书大家傅沅叔先生,他收书,就不收明朝嘉靖以后的书。清朝的书,虽也收一点,但只限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精刻本。亦有些人更进一步,非宋不收,而且只限于北宋;他们以为北宋版是初刻本,当然更好。不论是哪一种书,只要是宋版,便要收藏。因此这一类书,价钱就很贵。譬如《资治通鉴》,是一部极平常的史书,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好古的收藏家,如果遇见宋刻的《资治通鉴》,都千方百计的要弄到他,就是他三千、五千、一万、两万而得到一部不完整的本子,也是愿意的。现在刚刻出来的一本《宋刑统》,这一部书,包括宋朝一代的政治法令,本来没有人注意到,大理院刻了这部书,在历史上很占重要的地位。可是古董式的收藏家,他不肯花数十块钱买一部《宋刑统》,却肯花三千、五千、一万、两万买不完整的宋刻《资治通鉴》。拿这种态度收书,有许多毛病:(一)太奢侈。用极贵的价钱,收极平常的书,太不合算。诸位将来都是到各地去办小规模的图书馆的,这种图书馆,当然没有钱做这样的事情。便是有钱,我以为也不必的。
(二)范围太窄。譬如说,明朝嘉靖以后的书,一概不收;清朝本子刻得好的,才收一点。他们收的书,都是破铜烂铁,用处实在很少,只有古董的价值,完全没有历史的眼光,惟有给学者作校勘旧本之用。比方一部宋版的《资治通鉴》,他因为刻得最早,错误的可能性少一点,如果用他校勘旁的版本,当然有许多利益。诸位写一篇千字的文章,自己初抄的时候,抄错一个字;可是给人家第二次抄录的时候,就错了两个字。这样以讹传讹,也许会错到五六字、十余字的。如果把原本对照,就可以改正好多。所以买旧本的用处,至多只是供校勘学者的校勘而已。如果要使人知道古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说句干脆话,还不如交给博物馆去保存的好。而且严格的说一句,宋本古本,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一百年来晓得校勘本子,不在乎古而在乎精。比方A、B、C三个本子,在宋朝时候据A本校勘成为D本,便称宋版;而E本呢,是收A、B、C 三本参考校勘而成的,可说是明版。这样看来,明版也许比宋版精粹些,说明如下。
理学家的收集法,是完全用理学家的眼光来收书的。这一种收集法,比古董家还不好。古董家的眼光,如果这书是古的,他就收去。比方《四部丛刊》中间的《太平乐府》是刻得很坏的,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元朝堂子里的姑娘所唱的小曲子,经杨朝云编在一处,才保存到现在。如果撞在道学家手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古董家因为看见他难得,所以把他收进去,使我们晓得元朝的小曲子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东西。董康先生翻刻的《五代史平话》,原是极破烂的一本书,但是因为古的关系,居然有人把他刻出来,保全了这本书。这是第一种比第二种好的地方。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古董家虽然不懂这破烂的书,可是放着也好。要是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有很大的毛病。《四库全书》是一个很大的收集(Collection),但是清乾隆皇帝所颁的上谕,和提要中,口口声声说是要搜集有关世道人心的书。我们查书中的几篇上谕,就可以知道:他小曲子不要,小学不要;他所收的,都是他认为与世道人心无妨碍的。
拿这个标准收书,就去掉了不少有用的书。他的弊端很大:(一)门类太窄。《四库全书》是大半根据《永乐大典》集出来的。《永乐大典》的收集法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收在里面,戏也有,词曲也有,小学也有。他的收集法,是按韵排列的。譬如这部戏曲是“微”韵,就收入“微”韵里。可是到了清朝,那些学者的大臣,学者的皇帝,带上了道学家的幌子,把《永乐大典》中保存的许多有用的书,都去掉了。自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门类未免太狭。
(二)因人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常常因人的关系,去掉许多有用的书。比方明朝的严嵩,是当初很有名的文学家,诗文词赋,都占极高的地位,可是在道学家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个大奸臣,因此《四库全书》中,便不收他的东西。又如姚广孝,是永乐皇帝——明成祖的功臣。他是一个和尚,诗文都好,但是因为帮永乐篡位,所以他的作品也不被收。又像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等,都是了不得的人才,三百年来,他的文字要占极高的地位。不过因为他在明朝做了官,又在清朝做官,便叫臣。他的作品,也就不能存在。
(三)因辞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对于人往往有成见。其实这是很可笑的。往往因文字上忌讳的缘故,把他的作品去掉,这是很不对的。譬如用国民党的眼光去排斥书,是有成见的;用共产党的眼光排斥书,也是有成见的。同为某种事实而排斥某种书,都[是]讲不过去的。《四库全书》中有许多书不予收入,而且另外刊入《禁书目录》。有些明朝末叶的书,有诋毁清朝的,都在销毁之列。因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是很不对的。
(四)门户之见太深。门户之见,道学家最免不掉。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是互相排斥的,两者便格格不入。所以程、朱的一流对于王学,每认为异端,拒而不收;王阳明的东西尚不肯收,那么等而下之,自然不必说了。王派对于朱学,也积口诋毁。至于佛家、道家,也在排斥之列。《四库全书》关于道家的[书],完全没有放进去。在中国,这学派门户之见实在很多。总而言之,门类太窄,因人废言,因辞废言,或者为了学派门户的成见,以批评人的眼光抹煞他的书,就冤抑了许多有价值的书。如果在一百余年以前,他们的眼光能放得大些,不要说把销毁的书保留起来,如能将禁书收进去,也可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的材料。在那个时候,没有遭大乱,太平天国的乱事没有起,圆明园也没有烧毁,假如能放大眼光,是何等的好。可是因为中了这种种的毒,所以永远办不到。
今天我讲的,是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还没有相当的名字,我叫他杂货店的收书法。明白地说,就是无书不收的收书法。不论甚么东西,只要是书,就一律都要。这个办法,并不是杜撰的。上次顾颉刚先生代表广州中山大学,拿了几万块钱出来收书,就是这样办法。人家笑话他,他还刊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他的方法。这书,王先生也许看见过。他到杭州、上海、苏州等处,到了一处,就通知旧书铺,叫他把所有的书统统开个单子,就尽量的收下来,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医书,和从前的朱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账簿也要,老太太写得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热昏、滩簧、算命书、看相书,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儿的礼单,和丧事人家账房先生所开的单子(如杠夫多少,旗伞多少,如何排场等)的东西都要。摊头上印得很恶劣的唱本、画册,一应都收了来。人家以为宝贝的书,他却不收。他怕人家不了解,印了一个册子去说明,可是人家总当他是外行,是大傻子,被人笑煞。不过我今天同诸位谈谈,收集旧书,这个方法最好。他的好处在哪里呢?
(一)把收书的范围扩大,所谓无所不收。不管他是古,是今;是好版本,是坏版本;有价值,没有价值,统统收来,材料非常丰富。
(二)可免得自己来去取。不懂得书,要去选择,是多么麻烦的事。照这样子的收书,不管他阿猫阿狗,有价值,没有价值,一概都要。如果用主观来去取书、选择书,还是免不掉用新的道学家的眼光来替代老的道学家的眼光,是最不妥当的事。
(三)保存无数的史料。比方人家大出丧,这个出丧单子,好像没有用处,但是你如果保存起来,也有不少的用途,[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记载。像虞洽卿先生的夫人死了,就有大规模的出丧,仪仗很盛。那时人家只看见了这样的出丧,却没有人去照相,去详细记载。如果找到了虞先生的账房先生,要了那张单子,就知道他们这次出丧多少排场,多少费用,给社会学者留下很好的材料。将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在中华民国十七年□月□日,上海□□人家,还有这样的大出丧。这种史料,是再好不过的。
(四)所花费少而所收多。譬如八股文,现在看来是最没有用的东西,简直和破纸一样,可以称斤的卖去;可是八股文这种东西在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上[向]来占极重要的地位。几百万最高的阶级——所谓第一类人才的知识阶级,把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里面。我们想想,这与五百年来学者极有关系的东西,是不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而且这个东西,再过十年八年,也许要没有了。现在费很少的钱,把他收了,将来价格一贵,就可不收。而且还可以一集、二集的印出来卖钱,甚么成化啊,宏治啊,嘉靖啊,式式都有。到没有的时候,也许会利市三倍呢!
(五)偶然发现极好的材料。这种称斤的东西,里面常有不少的好材料。如果在几十斤、几百斤破烂东西中,得到了一本好材料,所花费的钱,已经很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