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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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 说儒(9)

那个消极的柔儒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这个积极的新儒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个消极的儒对那新兴的文化存着绝大的怀疑,要人寡欲绝学,回到那“无知无欲”的初民状态;而这个积极的儒却呕歌那“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大胆的宣言:“吾从周!”那个消极的儒要人和光同尘,泯灭是非与善恶的执着;而这个刚毅的新儒却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要养成一种“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人格。

在这个新儒的运动卓然成立之后,那个旧派的儒就如同满天的星斗在太阳的光焰里,存在是存在的,只是不大瞧得见了。可是,我们已说过,那柔道的儒,尤其是老子所代表的柔道,自有他的大过人处,自有他的绝坚强的宗教信心,自有他的深于世故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态度。这些成分,初期的孔门运动并不曾完全抹煞:如孔子也能欣赏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也能尽量吸收那倾向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也能容纳那无为的政治理想。所以孔、老尽管分家,而在外人看来,——例如从墨家看来——他们都还是一个运动,一个宗派。试看墨家攻击儒家的四大罪状: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此足以丧天下。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我们试想想,这里的第一项和第四项是不是把孔老都包括在里面?所谓“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现存的孔门史料都没有这种极端言论,而《老子》书中却有“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话。儒家(包括孔、老)承认天地万物都有一定的轨迹,如老子说的自然无为,如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自然是社会上的常识积累进步的结果。相信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即是相信一个“莫之为而为”的天命:这是进一步的宗教信心。所以老子、孔子都是一个知识进步的时代的宗教家。但这个进步的天道观念是比较的太抽象了,不是一般民众都能了解的,也不免时时和民间祈神事鬼的旧宗教习惯相冲突。既然相信一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天道,当然不能相信祭祀事神可以改变事物的趋势了。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又说:敬鬼神而远之。

老子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论语》又记一事最有意味:子疾病,子路请祷。

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

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子路尚且不能了解这个不祷的态度,何况那寻常民众呢?在这些方面,对于一般民间宗教孔、老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老子、孔子代表的儒,以及后来分家以后的儒家与道家,所以都不能深入民间,都只能成为长袍阶级的哲学,而不能成为影响多数民众的宗教,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汪中曾怀疑老子若真是《曾子问》里那个丧礼大师,何以能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议论。他不曾细细想想,儒家讲丧礼和祭礼的许多圣贤,可曾有一个人是深信鬼神而讲求祭葬礼文的?我们研究各种礼经礼记,以及《论语》、《檀弓》等书,不能不感觉到一种最奇怪的现状:这些圣人贤人斤斤的讨论礼文的得失,无论是拜上或拜下,无论是麻冕或纯冕,无论是经裘而吊或袭裘而吊,甚至于无论是三年之丧或一年之丧,他们都只注意到礼文应该如何如何,或礼意应该如何如何,却全不谈到那死了的人或受吊祭的鬼神!他们看见别人行错了礼,只指着那人嘲笑道:夫夫也!为习于礼者!

他们要说某项节文应该如何做,也只说:礼也。

就是那位最伟大的领袖孔子也只能有一种自己催眠自己的祭祀哲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这个“如”的宗教心理学,在孔门的书里发挥的很详尽。《中庸》说: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祭义》说的更详细: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俊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

这是用一种精神作用极力催眠自己,要自己感觉得那受祭的人“如在”那儿。这种心理状态不是人人都训练得到的,更不是那些替人家治丧相礼的职业的儒所能做到的。所以我们读《檀弓》所记,以及整部《仪礼》、《礼记》所记,都感觉一种不真实的空气,《檀弓》里的圣门弟子也都好像《士丧礼》里的夏祝、商祝,都只在那里唱戏做戏,台步一步都不错,板眼一丝都不乱,——虽然可以博得“吊者大悦”,然而这里面往往没有一点真的宗教感情。就是那位气度最可爱的孔子,也不过能比一般职业的相礼祝人忠厚一等而已: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种意境都只是体恤生人的情绪,而不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宗教态度。

所以我们读孔门的礼书,总觉得这一班知礼的圣贤很像基督教《福音书》里耶稣所攻击的犹太“文士”(Seribes)和“法利赛人”(Pharisees)。(“文士”与“法利赛人”都是历史上的派别名称。本来没有贬意。因为耶稣攻击过这些人,欧洲文字里就留下了不能磨灭的成见,这两个名词就永远带着一种贬意。我用这些名词,只用他们原来的历史意义,不含贬意。)犹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精通古礼的,都是“习于礼”的大师,都是犹太人的“儒”。耶稣所以不满意于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熟于典礼条文,而没有真挚的宗教情感。中国古代的儒,在知识方面已超过了那民众的宗教,而在职业方面又不能不为民众做治丧助葬的事,所以他们对于丧葬之礼实在不能有多大的宗教情绪。老子已明白承认“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了,然而他还是一个丧礼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也能看透“丧与其易也宁戚”了,然而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他的弟子如“堂堂乎”的子张也已宣言“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了,然而他也不能不替贵族人家做相丧助葬的事。

苦哉!苦哉!这种智识与职业的冲突,这种理智生活与传统习俗的矛盾,就使这一班圣贤显露出一种很像不忠实的俳优意味。

我说这番议论,不是责备老、孔诸人,只是要指出一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五百年必有圣者兴”,民间期望久了,谁料那应运而生的圣者却不是民众的真正领袖:他的使命是民众的“弥赛亚”,而他的理智的发达却接近那些“文士”与“法利赛人”。

他对他的弟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他的民族遗传下来的职业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一样。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维持一种严格的存疑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种基本的理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了。

这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中国“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

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数民众的宗教领袖。他的宗教只是“文士”的宗教,正如他的老师老聃的宗教也只是“文士”的宗教一样。他不是一般民众所能了解的宗教家。他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他虽然在那“吾从周”的口号之下,不知不觉的把他的祖先的三年丧服和许多宗教仪节带过来,变成那殷、周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了,然而那不过是殷、周民族文化结婚的一份赔嫁妆奁而已。他的重大贡献并不在此,他的心也不在此,他的历史使命也不在此。他们替这些礼文的辩护只是社会的与实用的,而不是宗教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以他和他的门徒虽然做了那些丧祭典礼的传人,他们始终不能做民间的宗教领袖。

民众还得等候几十年,方才有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出现。那就是墨子。

墨子最不满意的就是那些儒者终生治丧相礼,而没有一点真挚的尊天信鬼的宗教态度。上文所引墨者攻击儒者的四大罪状,最可以表现儒、墨的根本不同。《墨子·公孟》篇说: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

这个人正是儒家的绝好代表:他一面维持他的严格的理智态度,一面还不能抛弃那传统的祭祀职业。这是墨子的宗教热诚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驳他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懂得这种思想和“祭如在”的态度的根本不同,就可以明白墨家所以兴起和所以和儒家不相容的历史的背景了。

二十三,三,十五开始写此文

二十三,五,十九夜写成初稿

本文试图叙述儒家学说在公元前200~100年期间的变迁史,并指出由于汉王朝把它奉为国教,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真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