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消极的柔儒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这个积极的新儒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个消极的儒对那新兴的文化存着绝大的怀疑，要人寡欲绝学，回到那“无知无欲”的初民状态；而这个积极的儒却呕歌那“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大胆的宣言：“吾从周！”那个消极的儒要人和光同尘，泯灭是非与善恶的执着；而这个刚毅的新儒却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要养成一种“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人格。
在这个新儒的运动卓然成立之后，那个旧派的儒就如同满天的星斗在太阳的光焰里，存在是存在的，只是不大瞧得见了。可是，我们已说过，那柔道的儒，尤其是老子所代表的柔道，自有他的大过人处，自有他的绝坚强的宗教信心，自有他的深于世故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态度。这些成分，初期的孔门运动并不曾完全抹煞：如孔子也能欣赏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也能尽量吸收那倾向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念，也能容纳那无为的政治理想。所以孔、老尽管分家，而在外人看来，——例如从墨家看来——他们都还是一个运动，一个宗派。试看墨家攻击儒家的四大罪状：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此足以丧天下。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我们试想想，这里的第一项和第四项是不是把孔老都包括在里面？所谓“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现存的孔门史料都没有这种极端言论，而《老子》书中却有“天地不仁’，“其鬼不神”的话。儒家（包括孔、老）承认天地万物都有一定的轨迹，如老子说的自然无为，如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自然是社会上的常识积累进步的结果。相信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即是相信一个“莫之为而为”的天命：这是进一步的宗教信心。所以老子、孔子都是一个知识进步的时代的宗教家。但这个进步的天道观念是比较的太抽象了，不是一般民众都能了解的，也不免时时和民间祈神事鬼的旧宗教习惯相冲突。既然相信一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天道，当然不能相信祭祀事神可以改变事物的趋势了。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又说：敬鬼神而远之。
老子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论语》又记一事最有意味：子疾病，子路请祷。
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
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子路尚且不能了解这个不祷的态度，何况那寻常民众呢？在这些方面，对于一般民间宗教孔、老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我们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老子、孔子代表的儒，以及后来分家以后的儒家与道家，所以都不能深入民间，都只能成为长袍阶级的哲学，而不能成为影响多数民众的宗教，其原因也正在这里。
汪中曾怀疑老子若真是《曾子问》里那个丧礼大师，何以能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议论。他不曾细细想想，儒家讲丧礼和祭礼的许多圣贤，可曾有一个人是深信鬼神而讲求祭葬礼文的？我们研究各种礼经礼记，以及《论语》、《檀弓》等书，不能不感觉到一种最奇怪的现状：这些圣人贤人斤斤的讨论礼文的得失，无论是拜上或拜下，无论是麻冕或纯冕，无论是经裘而吊或袭裘而吊，甚至于无论是三年之丧或一年之丧，他们都只注意到礼文应该如何如何，或礼意应该如何如何，却全不谈到那死了的人或受吊祭的鬼神！他们看见别人行错了礼，只指着那人嘲笑道：夫夫也！为习于礼者！
他们要说某项节文应该如何做，也只说：礼也。
就是那位最伟大的领袖孔子也只能有一种自己催眠自己的祭祀哲学：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这个“如”的宗教心理学，在孔门的书里发挥的很详尽。《中庸》说：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祭义》说的更详细：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俊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
这是用一种精神作用极力催眠自己，要自己感觉得那受祭的人“如在”那儿。这种心理状态不是人人都训练得到的，更不是那些替人家治丧相礼的职业的儒所能做到的。所以我们读《檀弓》所记，以及整部《仪礼》、《礼记》所记，都感觉一种不真实的空气，《檀弓》里的圣门弟子也都好像《士丧礼》里的夏祝、商祝，都只在那里唱戏做戏，台步一步都不错，板眼一丝都不乱，——虽然可以博得“吊者大悦”，然而这里面往往没有一点真的宗教感情。就是那位气度最可爱的孔子，也不过能比一般职业的相礼祝人忠厚一等而已：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种意境都只是体恤生人的情绪，而不是平常人心目中的宗教态度。
所以我们读孔门的礼书，总觉得这一班知礼的圣贤很像基督教《福音书》里耶稣所攻击的犹太“文士”（Seribes）和“法利赛人”（Pharisees）。（“文士”与“法利赛人”都是历史上的派别名称。本来没有贬意。因为耶稣攻击过这些人，欧洲文字里就留下了不能磨灭的成见，这两个名词就永远带着一种贬意。我用这些名词，只用他们原来的历史意义，不含贬意。）犹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精通古礼的，都是“习于礼”的大师，都是犹太人的“儒”。耶稣所以不满意于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熟于典礼条文，而没有真挚的宗教情感。中国古代的儒，在知识方面已超过了那民众的宗教，而在职业方面又不能不为民众做治丧助葬的事，所以他们对于丧葬之礼实在不能有多大的宗教情绪。老子已明白承认“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了，然而他还是一个丧礼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也能看透“丧与其易也宁戚”了，然而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他的弟子如“堂堂乎”的子张也已宣言“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了，然而他也不能不替贵族人家做相丧助葬的事。
苦哉！苦哉！这种智识与职业的冲突，这种理智生活与传统习俗的矛盾，就使这一班圣贤显露出一种很像不忠实的俳优意味。
我说这番议论，不是责备老、孔诸人，只是要指出一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五百年必有圣者兴”，民间期望久了，谁料那应运而生的圣者却不是民众的真正领袖：他的使命是民众的“弥赛亚”，而他的理智的发达却接近那些“文士”与“法利赛人”。
他对他的弟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他的民族遗传下来的职业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一样。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维持一种严格的存疑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种基本的理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了。
这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中国“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
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数民众的宗教领袖。他的宗教只是“文士”的宗教，正如他的老师老聃的宗教也只是“文士”的宗教一样。他不是一般民众所能了解的宗教家。他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他虽然在那“吾从周”的口号之下，不知不觉的把他的祖先的三年丧服和许多宗教仪节带过来，变成那殷、周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了，然而那不过是殷、周民族文化结婚的一份赔嫁妆奁而已。他的重大贡献并不在此，他的心也不在此，他的历史使命也不在此。他们替这些礼文的辩护只是社会的与实用的，而不是宗教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以他和他的门徒虽然做了那些丧祭典礼的传人，他们始终不能做民间的宗教领袖。
民众还得等候几十年，方才有个伟大的宗教领袖出现。那就是墨子。
墨子最不满意的就是那些儒者终生治丧相礼，而没有一点真挚的尊天信鬼的宗教态度。上文所引墨者攻击儒者的四大罪状，最可以表现儒、墨的根本不同。《墨子·公孟》篇说：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祀。”
这个人正是儒家的绝好代表：他一面维持他的严格的理智态度，一面还不能抛弃那传统的祭祀职业。这是墨子的宗教热诚所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驳他说：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懂得这种思想和“祭如在”的态度的根本不同，就可以明白墨家所以兴起和所以和儒家不相容的历史的背景了。
二十三，三，十五开始写此文
二十三，五，十九夜写成初稿
本文试图叙述儒家学说在公元前200~100年期间的变迁史，并指出由于汉王朝把它奉为国教，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真正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