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做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为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十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天朝特色的地方恐怖主义，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
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炮，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想提前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呢，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交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炮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煽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
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奸”、“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成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元老，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而他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畲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成人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天朝的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发生了更大的大事，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荡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泄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为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
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十七天就死了，肯定是汉奸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而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巨毒……我觉得这些猜测，纯属胡扯。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洋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所以，凶杀案不成立，是自己累死的却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真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哩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林则徐落个“林剃头”的名声则是最大的可能。因为比起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阴影！何其幸也！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
1850年2月25日，道光驾崩。临死前写下遗诏，其中一条认为列祖陵前都有圣德神功碑，而他不配：“在朕则何敢上批件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可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
是有些羞愧！
天朝在此之前，从来没这么丢过人！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他所谓的国力就是人口多，所谓的以逸待劳，就是英国大老远地跑过来了，也不考虑一下清朝六百里的快递，怎么能赶上英国的火车？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茅海建曾给统计过：安徽、湖北、江西、陕西、河南、四川、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广西、湖南、贵州、甘肃、广西、云南等省，少者调兵五百人，多者调兵七千多人，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十万，而内地调往沿海的，五万左右，恰好是一半。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茅海建也给推算出来了：邻省约三十至四十天，隔一、二省约五十天，隔三省约七十天，隔四省约九十天以上。
相形之下，倒是人家英国反宾为主了，据茅海建推算，英国军舰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需六十天，从印度开过来，需三十至四十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四个月。所以，阎崇年教授说清军以逸待劳，也是信口开河。至于所谓的民心在我，更是阎教授自作多情。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做了“终极敌人”。中国政府与中国百姓的这种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们发现了。最早的代表是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1576年，他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