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善蒙
本文通过对加缪和庄子关于生活世界的荒谬性的揭示，以及针对这种荒谬所提出的解决方式的梳理，认为虽然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加缪与作为道家思想代表者庄子之间，在文化背景和学术理路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两者都是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立场，从关心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出发来阐释荒谬，并超越荒谬的，其理论所关心的重点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这对于当前而言，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何善蒙，男，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存在主义与道家之间具有思想上的共通性，这是学界的共识。作为二战以后存在主义思潮杰出代表人物的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虽然他一直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与作为中国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庄子之间，则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他们的文字瑰丽，思想深邃，前者“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于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者因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而受到了中国历代文人骚客的推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在我们通常看来，存在主义者关注的是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而老庄道家则更多关注的是超越的精神，然而在庄子那里，我们发现了其思想中也同样有着对于现实的深切的关怀，如同存在主义者加缪一般；而在加缪那里，我们同样发现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如同庄子一般，这尤其突出表现在他们对于现实生活荒谬性的揭示以及对于这种荒谬性的摆脱之上。
加缪所理解的荒谬
荒谬无疑是加缪的作品所揭示的主题，什么是荒谬？在加缪看来，所谓的荒谬是人生存在现实生活中所必然感觉到的一种状态，无法规避的，“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象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荒谬在于人，也同样在于世界。它是目前为止人与世界之间的惟一联系”，“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这种荒谬，简单地说就是人的主观愿望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脱离，或者不和谐，人不能够在世界中得到一种亲切感，相反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世界总是背离人的愿望，而人的努力在这种世界中总是徒劳的。在这个时候，人有着一种孤独的感觉，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无依无靠的，人与他所面对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是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一如《局外人》中的主人公默而索，他自己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所有的一切都是掌握在旁人的手中，对于自身的命运，自己却如同一个局外人。他的表面无动于衷，内心却充满着对情感、海滩和阳光的渴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最终被这个荒谬的世界所荒谬地吞噬了。“荒谬感是从对一种行为状态和某种现实、一个行动和超越这个行动的世界所进行的比较中爆发出来的。荒谬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离异。它不栖身于被比较的诸成份中的任何一个之中，它只产生于被比较成份之间的较量。……荒谬既不存在于人之中，也不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二者共同的表现之中。荒谬是联结二者的唯一纽带。……只要破坏它其中的一项，就破坏了它的整体。不能够在精神之外获得荒谬感，……我们同样不能在这个世界之外找到荒谬”，因此，可以说荒谬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所必然会遭遇到的一种情境，也是生活世界的基本事实。
那么，荒谬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人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个世界的荒谬？在加缪看来，荒谬产生于生命的困境。这种生命的困境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比较，因为比较而产生了差异，因为差异而导致了荒谬。在加缪看来，所谓的矛盾和比较可以为归纳为四种情形：第一，人与世界之间的分离。当我们接近世界时，却发现世界是“密闭无隙”的。“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分离，世界逃离我们，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变幻，世界不是与我们更接近了，而是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对世界不能理解，世界成为世界本身，我们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荒谬因之产生了。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世人也分泌出非人的因素”，几千年的发展，人与人之间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人对人像狼一样”，人越来越失去自身具有的人性内容，人不再是自己本真的存在。人疏远了存在的本真状态，在荒谬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与本真状态分离而孤独地生活并死亡，因此，对他人和自己都是陌生人。“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的机械的动作，他们毫无意义的手势使得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荒谬起来”，就比如看见有个人在玻璃隔板内打电话，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但却看见他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活着。“就像一个人在某段时间里，突然觉得一个女人的面孔变得完全陌生，而他曾经爱恋过她几个月或几年”，这些都是荒谬的感觉。第三，生命的有限与死亡的永恒之间的矛盾，人总是要死亡的，这是无可避免的，死亡是唯一不可选择的和无可替代的，“荒谬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随着死亡而告结束”，正由于死亡的问题，人活着才有荒谬的感觉。死亡是永恒的，生存却是有限的，这种永恒与有限之间的差异，决定了荒谬的存在。而有限的存在一旦失去和平、正义与自由，痛苦与焦虑便萦绕于人的心间，荒谬就来了，“荒谬……取决于人的对立面——死亡。” 第四，价值规范的缺失。人类的生活世界是建立在规范和伦理之上的，在西方的世界中，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个规范的基本来源，它确保了社会的正当性。可是当尼采说“上帝死了”，西方世界的价值体系也因之而崩溃。世界没有了神的主宰，于是也就没有了绝对的善恶的标准，“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以及没有可憎的事物”，“荒谬精神通过其推理所能寻找到的并不是一些伦理的规范”。世界不再能给我们提供伦理规范，一切的伦理规范都是人自己制定的，这样的伦理规范也就失去了它的终极标准，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由这种毫无意义的伦理规范组成的社会便没有任何道理，人就生活在这样的荒谬的氛围中。
荒谬是世界的一种本然状态，而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人是如何会感觉到这种荒谬呢？荒谬只有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之下才能够体会到。常人在世界上生活，总是处于一种机械、盲目的状态之中，整天为世事忙忙碌碌而无自觉，这样的人是不会感觉到荒谬的。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对于人的这种荒谬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当人们按照习惯工作、吃饭、睡觉，如此的有节奏的生活状态之下自然不会感觉到荒谬。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个问号出现在人的脑海中：“为什么？”在加缪看来，这是一个意识清醒的时刻，即此时人不仅是活着，而且还要追问为什么活着？于是，开始了对于周遭世界的理性追问。时间突兀在前，人们总是喜欢说“明天”、“以后”，这样的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描绘美好的未来，可是实际上它指向的是死亡，这个最凶恶的敌人为我们标出了自己有限的时间位置；返观自然，透过人为了自己的精神需要所赋予自然的“幻想的意义”，是他们自在的存在，对人类而言是无法把握的一种陌生，一种非人的东西；反观人类本身，在很多时候也呈现出“陌生”，互不了解，更不知其是为何而活，犹如看到玻璃亭里的人打电话，只看见其无意义的手势，却不能知道其生活、生命的内容。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个意识清明的时刻突现在人的面前。对于世界的这种把握，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人在其世界面前要求亲切，渴望着明确”。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世界的荒谬性才能确定无疑地显示出来。世界是荒谬的，它与人是完全隔离的，被抛于世界中的人在其中感到的是一种陌生感、无助感。
庄子眼中荒谬的人间世
这种对于世界的荒谬性的体悟，在《庄子》之中也是表露无遗的。庄子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倡导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逍遥，以其“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表达“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天下》）的心灵境界。但是他之所以主张精神上的超越乃是建立在其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体会之上的，现实生活对于庄子而言，如加缪一般，也是充满着荒谬的。
庄子对于世间荒谬性的把握是从道的角度出发的，就道而言，世间万物都是分有了道的属性，自道而言，万物莫不相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从自己的心智出发，以自己的私意作为判断的标准，因此，也就有了是非的差别，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说的是对的，别人说的是错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齐物论》），是非的区分只是世俗的看法，在世俗中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是非标准。而这显然是违背了道的基本要求的，因为万物在道的观照之下，都是齐一的。从道的角度而言，世俗的这种是非无疑是荒谬的，它是源于人的私意对于道的遮蔽，而不是事物的原本的状态。
《胠箧》的开篇庄子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荒谬现象：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之不固也。
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为了对付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小偷而做防范准备，必定要收紧绳结、加固插闩和锁钥，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聪明作法。可是一旦大强盗来了，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快步跑了，唯恐绳结、插闩与锁钥不够牢固。既然是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作法，不就是给大盗做好了积聚和储备吗？世俗所谓的智慧，所谓的圣贤，在这样的观照之下不是显得很荒谬么？荒谬成为了庄子对于人间世的基本认识，这是庄子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感受，在《人间世》的开头，庄子展示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真实情境：颜回见仲尼，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秉承孔子“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的教诲，准备去卫国教化卫君。可是卫君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正年轻，办事专断；轻率地处理政事，却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轻率地役使百姓使人民大量死亡，死人遍及全国不可称数，就像大泽中的草芥一样，百姓都失去了可以归往的地方。以儒家积极救世的态度，必然是要去教化诸如卫君这样的暴君，可是，这样的行为所面临的结果也是很自然的，“若殆往而刑耳”（《人间世》），也许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教化了。在这个寓言之中，庄子实际上揭示了两重荒谬：世界的荒谬，这是一个无道的社会，原本应该象征道德、代表权威的君主，却偏偏是一个专断、残暴之人；儒家救世努力的荒谬，在这个无道的世界中，人自身能否生存还是一个疑问，又如何来救世？在庄子看来，人生活在当下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是无往而不处在荒谬之中的。作为太子的老师，在常人看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差使，可是如果你很不幸地像颜阖一样遇到一个凶残嗜杀的卫灵公太子呢？
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人间世》）
对于颜阖来说，这样的情境何尝不是荒谬的呢？面对这样一个储君的时候，如果你一味顺从他的意愿，那么显然是会有害于国家的利益；但是如果你用所谓的法度、规则来规诫他，你就很可能会自身难保。在这种两难的情境比较之中，荒谬之情显露无遗。《人间世》中有大量的相类似的荒谬的情境，比如栎树的无材、支离疏的无用等等，荒谬在现实的人间世而言，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人生活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之中，即如螳臂挡车一般，“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人间世》）。螳臂挡车固然是可笑的、荒谬的，可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的人的行为，很多时候不是跟螳螂的这种行为一样荒谬嘛？螳臂挡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庄子揭示荒谬的世界、荒谬的行为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