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全部思想史而言，最为重要而又影响巨大的两位人物，一是昆山顾炎武，一是余姚黄宗羲。顾炎武站在清初王学批判思潮的前列，却又试图超出宋代以来的理学话语系统，转以汉代经学的方法来阐明大道，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而有语言学的转向。然后人以顾炎武为乾嘉考据学的前茅，或以为顾氏开出乾嘉之学，却实在是似是而非的。在黄宗羲那里，我们却的确看到了另一种情况。他没有像他的同代人那样因为明朝的灭亡而对王学充满义愤，这自然与他的师承有关，更与他本人的学术思想有关。在理论上对王学给出系统的批判与重建，这一工作他的老师刘宗周实际上已经做得相当彻底了，而更为深刻的思考则使他超越了所谓“清谈误国”这一流俗之见，更超出了“程朱陆王之辨”的思想藩篱，而将理性的目光转向对于整个王朝政治体制的深刻洞察、细密反思与深度批判，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去寻找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他在《明夷待访录》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王朝制度的批判深度及其见解所达到的高度，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超越其当代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晚清真正的革命时代到来的前夜，他的这一著作仍然在发挥着极大的激励人心的作用。
对于制度的反思与批判，显然在表达着对于制度本身的极大关切；是否能使大道彰明于天下，便即成为一代之体制是否有其终极合理性的究竟根据。然道之在天下，却须人心来“体认”，来“体知”，来“体现”，道体虽一，而表现可以多歧，是谓“一本而万殊”；众水归海，不论江淮河汉、泾渭蹄涔，至海则一，是谓“万殊而一本”。所以“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而反观学术在历史过程之中的曲折回旋与波澜起伏，就正可以开显出道体本身的历史运动，而为当代对于道体的把握并使其显明于天下提供前提。黄宗羲撰著《明儒学案》，并不仅仅只是梳理了明代学术的源流派别而已，而是已经深刻地蕴含了这样一种根本的观念，即道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且它自己真实的存在性是必然以某种历史的方式来显现的，所以要真正实现对于道的把握与领会，就需要将它恰当地措置于历史的过程之中。如果《明夷待访录》体现了黄宗羲在制度史层面对于道的历史形态的特殊关切，那么《明儒学案》无疑就是在思想史层面对于道的历史运动轨迹的细致寻求了。“政”与“学”当以体道、明道为本旨，这一点是一致的。《宋元学案》虽没有完成，但已有基本框架，更进一步清楚地体现了黄宗羲必欲将道的追寻推进于思想历史之自身过程的卓越努力。
从梁启超开始，学界向来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认为黄宗羲开创了“清代浙东学派”，并且这一学派是以史学为主的，所以也称为“浙东史学派”；吴光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曾专门撰文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认为“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崛起于清初、延续至清末、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应当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清代浙东史学派’”。我本人比较赞同何炳松先生当年所提倡的学术视野，即将南宋到清代的浙东学术视为一个发展着的整体。南宋以吕祖谦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所实现出来的“历史哲学”，既是一种思想形态，又代表了一种学术精神、学术方法与学术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它是有本身的发展历史的，作为一种学术精神与价值理念则是有它本身的传递过程与体现方式的。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视域之下，我们认为黄宗羲在思想史上的恰当定位，并不是“清代浙东学派”（不论是“史学派”或“经史学派”）的开创者，而是南宋以来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与南宋浙东学术群体相一致，坚持将道的追寻确切地贯彻于社会制度的历史以及社会事件与人物活动的历史之中，坚持时代的当前状态作为历史不间断性运动的一个阶段是必由当代的人物活动来体现的，前者使他开辟出了独特的思想史领域，后者则体现为他特重当代史的史学观念。正因有黄宗羲的集大成之功，浙东以经史研究为基本表现的学术研究趋于繁荣。但我们同时也还注意到，他的后学或后继者们，不论是万斯大、万斯同，还是全祖望、邵晋涵，往往只是继承了黄宗羲学术的某一个面向，甚至在其学术过程中，黄氏学术整体中原本十分清晰而又强大的求道、体道、为道的维度转趋隐晦不显，这其中当然也有现实政治的原因。到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始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对黄氏学术表达了充分的理解，并在理论上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的整体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清代学术之转向“考据学”，实在有十分复杂的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故纸堆”的小学考据之学，原本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避难所”，而“避难”既久，则悠游其中，而渐忘其“所”之固陋。到乾嘉时期，学者沉酣其中而不可自拔，虽然古典整理的业绩成就斐然，但中国学术传统中向来清晰的“为道”维度却几乎被全然淹没了。正当“为学”与“为道”之间的隙裂愈益张大之际，深受小学沾溉的龚自珍却深切地洞察到了小学极度繁荣表象背后“万马齐喑”的时代危局，他以常人不可理解的态度与似乎十分“突兀”的大音声，对沉沉大地发出了巨人的呼喊；以前所未有的犀利而又沉痛的笔触，痛快淋漓地撕破了华丽的表象而揭露了时代真实的百孔千疮。在相近的时代学术氛围之下，如果说章学诚已然表达了单纯“为学”背后的“为道”忧虑，试图通过史学在“原道”基点上的重建来重新张扬学术的“为道”传统，却又表现出了政治态度上的某种怯懦的话，那么龚自珍就是以最为积极的态度而直接诉诸社会政治的批判来呼唤学术以“为道”传统的回归了。
中国社会正是在龚自珍的批判之中进入近代的。当清末革命浪潮真正到来之际，章太炎站到了革命时代的前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学术以“为道”，须担当民族大义，康济时代艰难这一浙江文化传统中一再体现出来的价值理念的坚定实践者。而作为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则一直为后人所景仰。尚综博而重陶冶，善融铸而出新意，是太炎先生在治学上的重要特征；“转俗成真”、“回真向俗”的学术目的或价值取向的转移，同时也是他实现不同学术视域相互融会之后的思想轨迹。同时的王国维，虽然他的政治态度相对保守，但在学术研究上却相当超前。他是最早读通康德哲学的中国学者，是最早将西方的哲学、美学、艺术诸理论贯通于中国学术各不同领域的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并对后世产生莫大影响的人物。他提倡“二重证据法”而成为“新史学的开山”，他是“甲骨学”的奠基人，他的《红楼梦评论》既是“红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可视为“比较文学”的前茅，他的《人间词》是“词”这一古典文学形式的现代绝唱，而《人间词话》也成为“词话”这一古典批评形式的最后典范。如果章太炎以他极为淹贯博洽的中国古代知识及其“小学”的崇高成就而代表了乾嘉以来考据学传统的终结，那么王国维则以西方学术视野的广域融入而成为学术之“现代性”的开端。
清代以来，浙江在文学创作领域的成就主要是通过“浙西诗派”与“浙西词派”来体现的。“浙西诗派”肇始于清初，绵延至近代，是清代延续时间最长、作者阵容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而所谓“浙西词派”，则自《浙西六家词》问世以来，也主导清代词坛达百年之久。诗词创作，浙江向为渊薮，人才辈出。不过需要一提的是，浙西“诗派”与“词派”其实是一个因地域风气相承而表现出来的一个“广域”概念，或者说是一个“开放的”诗词流派，它们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相互重叠的，朱彝尊、查慎行、厉鹗、钱载、杭世骏、郭麐等人，各在不同时期代表了浙江诗词创作的杰出成就。至于书画艺术领域，则清代可谓流派纷呈，却皆能以“浙派”的特殊面貌独立出来并产生广泛的艺术影响。清初“金陵八家”之一的高岑、“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都是浙籍的著名画家。乾隆时期丁敬以治印闻名，宗秦汉古风，朴拙而圆润，开“浙派”篆刻之先河，其后又有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之而起，随有“西泠八家”的名目。“西泠八家”成为清代一个著名的艺术流派，而其所长则不仅在治印而已，其书画的影响也甚为广大。晚清在上海有“海上画派”的诞生，“海派”艺术声名鹊起，而其中的赵之谦、任颐、吴昌硕以及任熊、任薰、蒲华等著名画家，均为浙江人。吴昌硕诗书画印冠绝当时，实为“海派”昌盛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到了清末，杭州的篆刻家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石潜等人，承“西泠八家”之余烈，以发扬印学为己任，遂开创“西泠印社”，影响远播，渊源有绪，至今仍为国内外卓有影响的篆刻书画艺术团体。
思想的潮流总是随着时代趋势的转变而流动，文化的现象也因此而成为生活之现实的表呈。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从中国社会的自身历史维度来看，是以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强权之下不断遭受到各种屈辱，虽经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根本政治体制的一系列变革，而积贫积弱的苦难现状却终究无法改变为基本背景的。这一“新文化运动”，作为特定背景之下的时代思潮，代表了一大批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将中国社会放置于广大的世界性座标系统之中，对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国民道德、教育制度、民族性格等诸多方面的自觉反思与深刻批判。他们的最高旗帜，是要在“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引导之下，使中国摆脱专制而实现自由，摆脱贫困而实现富强，摆脱愚昧落后而实现知识开明，重铸国民道德，使中国文化能以其独特的样态融入世界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文化运动”之中，浙江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蔡元培、钱玄同以及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蒋百里、朱希祖等等，不仅站到了运动的前列，而且各以其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尖锐的批判、独特的创作而引领着这一时代思潮，鲁迅、蔡元培的贡献尤其巨大。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与中国文化的此后发展及其当代状态有着最为深刻的内在联系。
纵观浙江文化，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多元融合，批判创新”，正是浙江地域文化在历史的宏观过程之中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