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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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明代对西湖的治理(2)

第二,指出西湖是杭州的天然屏障,如果西湖湮塞,则城市的西部将无险可守,倭寇等就可以很轻易地攻入城中。

第三,杭州城内居民饮水全赖西湖水的供应,如果西湖被侵占,将使水脉不通、城市供水断绝,造成百姓生活困难。

第四,杭州城中众多的水道也依赖西湖水作为补充,如果西湖水源断绝,会造成运河来水枯竭,妨碍市内的水运交通,影响物资的运送。

最后,他指出自仁和县至海宁县万顷良田,都依赖西湖水进行灌溉,如果湖水枯竭,还将导致下游良田缺水灌溉,严重影响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

这五条理由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西湖不能被侵占的理由,言之凿凿,应该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的。但是明代对地方官的权力限制甚严,远不如唐宋时宽松,杨孟瑛疏浚西湖比唐宋时代的白苏两公困难得多。首先是当时西湖荒芜、淤塞的程度比白居易和苏轼时更严重,因此疏浚的工程量比唐宋时要大得多。其次是明代办事审批手续非常繁琐,要层层上报,处处受制。当年白居易治理西湖无需上报,可以自己作主,苏轼时虽要上报朝廷,但很快也得到批复,而杨孟瑛治理西湖,却要各级审批,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得到批准。第三是地方的阻力特别大。事实上,早在北宋时,西湖周边居民已在湖中种菱作为收入。元祐年间,苏轼在开浚西湖、清除湖中葑草后,便准予当地人户适当租佃湖面种菱,酌予课利,以所入作为后来开湖的经费。到元明时,西湖很多地方早就被近湖民家和城中的有势者圈占,因此治理西湖,涉及不少坟墓要迁,房舍要拆,田地要毁,沿湖豪富之家要得罪。触犯到个人利益,必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甚至会被控告,因此来自人为的阻力要比以前大得多。

这其中,最后一条的困难显然是最大的。正如谢迁在《杭州府修复西湖碑》中所记,“盖白、苏堤之作,人皆目为游览之胜,而不知其为利济之源,无足怪者”。当时的西湖,几乎一半都被淤塞,湖面南北原本十里,此时仅存六里。苏堤以西湖底突起,已经基本成为了平地,居然还成了“世业”,这就是说湖面被占已不止一代了。要将这样的长期占据者赶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些“有力者”,大多都得到历代官府批准,又或者都是有后台的。

而且反对浚湖的,还不仅仅是已占据湖面的豪强,甚至一些在当地颇有声望的官员,也站出反对。杭州人李旻,是成化二十年(1484)的状元,其所著《浚西湖说》是当时反对杨孟瑛浚湖的一篇文献,可见当时反对浚湖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他说:“至咸淳间……自堤以西,遂为民间恒产。如岳王坟,供祀田荡五十余亩,皆是当时所给。其余濒湖六里之民,有产者三百五十余户,分门不啻千家。庐舍相接,桑柘成林,坟冢累累,草木茂密,且皆财赋重粮。自宋至今,未之有改。”指出即使在宋代,西湖就有官准占据的水面,岳庙前的岳湖居然从南宋就是岳家的“祀田”。可见占湖为田,古已有之。特别是六桥以东原先苏轼浚治之处,只剩三塔犹存,而湖面早就葑草久积,变成平滩了,每当湖水浅涸之时,宛然洲渚横亘湖中。这种现象,也已存在数十年,历届地方官都不能开掘除去。他认为现在杨孟瑛视此不治,而欲破坏自宋以来已成之业,拆毁贫民之庐舍,发掘久葬之坟墓,使“千家嗷嗷,哭声振野”,非仁人君子之可为之事。然后,他又写道:若云游观,则堤东湖面千数百顷,亦不为狭。若云溉出,则今之湖水但欠深浚。若云接济运河并溉及上塘之田,则昔人虽尝有此言,然未尝深考地势而孟浪言之耳。杭州穿城四河,东、南、北、城下四处,各有源委,与西湖不通。出城之外,乃合运河。各河所受潮水及湖山诸源之水,本自有余。东城东大河,今名菜市河者,本从海宁、仁和境上临平湖而来,一百二十五里入艮山水门,至城中断河而止,谓之上塘。其市河,合西河,出武林门北,通崇德百余里,谓之下塘,即今见行运河也。中有三里洋、十里洋,水势宽广,几与湖等,与西河相隔数里。西湖石函所泄,但入新河,至坝而止。石函所泄至下湖古荡而止。虽东有小河,又有清湖三闸,兼阻三坝,不知何以接济运河之用?又上塘比之下塘,以猪圈坝视之,高几一丈,不知湖水从何处逆流入河,以溉夹河之田。

认为若是从风景游览的角度考虑,则苏堤以东的湖面就已足够。如果从灌溉和接济城内运河的目的出发,则西湖的水位太低,且与城内诸河并不相通,因此反对杨孟瑛以西湖水济运河并灌溉下塘海宁“夹河之田”的说法,认为杨孟瑛是“率意而为之”。

若仅遇几个侵占湖面的普通豪绅,杨孟瑛尚不难应付,但像李旻这样有名望的官员出来反对,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李旻的这篇《浚西湖说》被收入《万历杭州府志》,而在这部志书中,曾任杭州知府的杨孟瑛的浚湖文献反而一篇不见,这说明后来杭州的官员对杨孟瑛的功绩并非一致肯定。《万历杭州府志》的作者杭州人陈善,应该是一个比较清醒的官吏,但他所作的《杨孟瑛传》也只是说:“其浚复西湖,俾水有蓄泄,实利益下塘诸田,而论者或谓其敛怨生谤,此其故不可详究。要之亦一时敏干吏云。”

针对这些人的反对,杨孟瑛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下令“将势豪官民侵占田荡并葑田洲埠,尽行开浚,以复旧额。如有权豪不服,或扇摇浮议,故行阻碍,致误事机,悉听察院缉拿,从重究治”。而巡按御史车梁和佥事高江也和杨孟瑛一样持强硬措施,先后说过“如有权豪不服,恃势霸占,或扇摇浮议,故行阻碍,致误事机,悉听臣等究问如律,从重处治”;“毋得倡为浮议,转相扇惑,阻挠事机,自惹罪谴。其见占有室庐园池与一应浮土之利,可以迁改者,具限正月以里拆卸搬移。如有延捱迟误,即系强梗顽民,听从府县官拿问如律。敢有恃顽抗法,即便拿解本道,从重发遣”等措词非常严厉的话。这样的强硬政策当然使占湖的豪强们损失惨重,导致他们的反抗,这也成为杨孟瑛后来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西湖和杭州城市唇齿相依的关系已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因此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尽管遭到地方豪强的重重阻力,但在杨孟瑛的一再请命下,他治理西湖的上疏仍然得到了明武宗的认可,终在正德元年(1506)二月,被获准疏浚西湖,并获得了工部的拨款。

杨孟瑛深知疏浚西湖的阻力之大,针对占湖豪民的反对,他在开工前四处张贴告示,公布了《浚湖复勘谕民文》、《浚湖示谕民户文》等一系列告谕,晓谕百姓,解释利弊,再三告诫“幸相导以平心,勿相阻于异说”。在告谕文中,他说:“但今民产,本昔官湖,民侵于官以肥其家,固已干纪;官取于民以复其旧,岂谓厉民?又惟上塘万顷之田,宿仰西湖千亩之水。水尽湮塞,田渐荒芜。利归于数十家,害贻于千万井。况古人留利物之泽,岂今日启生事之端?”强调湖上的民产本来就是非法占用的官湖,如今官府取回重新改为湖面,只是恢复原状而已,并非抢占民产。而且上塘的万顷之田,原先都靠西湖水来灌溉,由于湖面被占,导致田渐荒芜,怎么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了万顷之田的灌溉?接着又表示,“其原占桑园莲荡,各具的实亩分,限十日以里自首到府。罪名则原情而宥免,赋税则奏请而豁除”。当然由于一些民户“占佃年久,已成世业,或用价置买,曾费赀财。衣食所资,粮差倚办,一旦开毁,情或不堪”,因此对于占田民家的损失,他也采取了一些补偿措施,照顾到一般农家的具体困难。考虑到这些垦殖户在开湖后可能无田耕种,他就以铜钱局和崇兴寺、崇善寺、禅智寺等废寺的数千亩肥沃之地,除每寺留余百亩左右以奉香火之外,其余田亩,逐一清查以后拨给应开湖田人户,而且可以免去当年的徭役和差役,稳定了民心。对于有人担心因开湖而导致粮税的损失,他也作了说明,表示开湖经费来自“清籍新增者之税粮”,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官府赋税的收入。

关于杨孟瑛浚湖的时间,尚有不同的说法。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卷一中以为正德三年(1508),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杭州市志》从此说。不过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一中又说“乃以正德二年二月二日兴工”,将之提前了一年。清雍正朝《西湖志》把时间提得更早,认为在弘治十八年(1505),而当代罗以民先生则撰文考证应在正德元年。考杨孟瑛本人所撰《湖成丏文纪迹启》中有“肇事于丙寅二月二日,至六月初,功之成在什九”之语,查丙寅年应为1506年,即正德元年。另明代理学家潘府所作《杭郡守杨公重修西湖文》,后有“时正德改元仲夏朔”之话,可见罗说为是,应为正德元年。

正德元年二月,杨孟瑛动用民夫八千,开始大规模疏浚西湖。据《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据杨孟瑛本人《湖成丏文纪迹启》的记载,当时“简知县毛忠、余经等,分督厥工,不敢烦民,亦不敢敛于民。出帑藏节省驿传银二万六千两,募闲民从事,日给值二分七厘,民争负畚锸,趋湖上请籍姓名,畚土于田,撤篱于园,决防于荡”。

工程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二月二日至六月初十日,完成工程量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因暑天太热,再加上正是农忙季节,所以工程暂歇,到八月十九日复兴工,至九月十二日最后完工,历时152天,共用了670万个工日,耗费银两23607两,西抵北兴路为界,拆毁田亩3481亩,“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西面重现大片湖面,西湖大部始复唐宋之旧。其后,他又在外湖旧三塔塔基四周,筑起了一道圆形的堤埂,并在埂外仿苏轼三塔,建立了三座空心石塔。

疏浚所挖的淤泥和葑草,雇佣了邻湖的民船三百多只,以及知府短递便民船十只,运送到钱塘门外昭庆寺附近,以及孤山等处的空地堆放,百姓可随意取去肥田。其余的部分,湖东的泥土和葑草,都搬到苏堤上,用来修补苏堤。在杨孟瑛这次疏浚西湖之前,苏堤以西湖底突起,已经基本成为了平地,因此,如果没有这次疏浚,苏堤恐怕已与突起的湖底相混,而不存在了。杨孟瑛将其加高了二丈,拓宽到五丈三尺,南北长七里,宛如一道水上城墙,其高广远远超过清代,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苏堤两岸遍植杨柳,重新恢复了“六桥烟柳”的固有景色。

西湖西面邻山一带,原先没有确切的湖界,以致临湖民家经常侵占湖面。因此杨孟瑛又决定将筑苏堤之外湖西的泥土和葑草,用来另筑一堤,在里湖西部又堆筑成一条呈南北走向的长堤,与苏堤并驾齐驱,从栖霞岭起,绕丁家山直至南山,作为湖面的界限,以杜绝民间重行侵占。堤上仿苏堤式样,在两岸遍植柳树。他又考虑到堤岸筑成以后,山水无路疏泄,因此在堤上造了六桥,以通水势,当时人们叫“里六桥”。不过靠近北山的三座桥,原是“旧有水口”,杨孟瑛在此基础上再修的桥;在修筑此堤时,杨孟瑛又在靠近南山一边的堤上新建了三座桥,以通泄流水,凑成六座桥,以与苏堤六桥相呼应。后来杭州百姓感激杨孟瑛对西湖山水百姓的一片厚爱,遂将这条新筑的堤称为“杨公堤”。

杨孟瑛的这次疏浚是一次可以和唐代白居易、北宋苏轼进行的治理并列的大规模西湖治理工程。通过这次疏浚,“西湖全景,式复其故。而上塘之田及城中运河,始无旱干之忧矣”。故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称赞道:“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杨孟瑛这一次对西湖的疏浚,实际上是对西湖的一次拯救,如果没有这次大规模的疏浚,西湖很可能就已经湮没了。

在疏浚西湖的同时,杨孟瑛还重修了四贤祠。原先在孤山的南面有三贤堂,奉祀白居易、苏轼和宋代隐士林逋,由于年代已久,“栋宇就颓”,因此杨孟瑛特意加以维修,同时又添祠了唐代修建六井的李泌,以纪念他对杭州百姓的功劳。后代的杭州百姓为感激杨孟瑛的浚湖之恩,把杨孟瑛的塑像也请入四贤祠中,以作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