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者和他物之间，也许可以有某种意义上的比较。但却并不在于他物和作者自身之间一定有着某种相似的特性可以做比较，而是这某种相似之点引起了作者强烈的思索，也就是联想。要而言之，我们应注意“比”、“兴”二者的区别，既不能混为一谈，又不能截然分离，而是它们应该互相配合、各得其所。比较而言，启兴的任务似乎更多些、更大些。它不仅要由它物引起所咏之辞，还要引致超出平常人想象的情怀，包括感情、思想和结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往往会决定文章的高下。
“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包含着联想意义；就是说，如果没有丰富的联想，也就没有文章中的启兴、生发、发挥。联想是“兴”的唯一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有了这个手段，就能为文章的生发、发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而这应是一位杂文作者一定要认识清楚的。
那么怎样掌握这个启兴联想的有力的武器昵？除了对事物的广博知识和对人民的挚爱之外，就是思维反应的敏捷和机灵的程度。程度越高，生发联想的能力就越强，生发、发挥也就越流畅、越丰富、越能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
有时“兴”在杂文中，还被作为“由头”使用。由一个恰当的由头说开来，可以引出文章的题材和主题，以及引出或隐或显的判断或结论。这种写法往往能把文章写得运笔自由、风趣昂然、循理成章、水到渠成等等。有一些文章的开头使用以往某个事物而启兴，或用别人说过的某几句话来做由头；但是常常不是出于写作本身的正常原因，而是由于当下问题的话题在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等诸方面较为敏感，不宜直言直语、快言快语，这时便由启兴开头，托事入题。然后针对耳闻目睹的事例进行影射，借景生情和议论发挥，以宣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懑的情怀。这种手法往往只是看起来貌似委婉、辛辣，实则异常尖锐、锋利。这就叫做“曲笔”；曲笔也是杂文常见的手法。
【例文10】
当心“水灾”
林帆
从前广东人俗称钞票为“水”，比如兑换贴补及汇费叫“贴水”和“汇水”，付钞叫“磅水”，把港币叫做“咸水”。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叫法，我忝属粤籍，却百思莫解。最近偶有灵感，似乎有所领悟。也许在旧社会钞票像水那样，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喻其万能也万恶的缘故罢。
尽管不免牵强，但我觉得绝非无稽的附会；顺着这个比方思考，至少可以对周围某些事物进行解释。
因为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国家弄得太穷了。为了振兴中华，首先要富起来，把经济搞活。于是鼓励大家想方设法，尽快尽多地积累财富。这当然不是坏事，没有钱，鸿图何以大展？从前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像大仲马笔下的基度山伯爵，有了一笔财富就吐气扬眉。他的鸿运的确迷惑了不少人。这固然不好。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又如何？这也不过是阿Q精神，那是注定要一辈子受穷的！
问题是挖“穷”根还需要讲志气，有些人为钱可以六亲不认，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损公肥私，可以买卖灵魂，恐非正道。水也有源，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否则就会泛滥成灾。我之所以有此引申，是由于有感于如今在某些方面的非分追求；弄得不好会起消极影响，甚至带来破坏作用。不待说，因为政策对头，农村改革造就了不少万元户，但不能由此推论城市改革，城里的职工和广大知识分子也与之比肩，摇身一变就财源滚滚来。在“恭喜发财”这个口号的迷惑下，有些同志头脑不免发热，“红眼”病毒滋生蔓延了。比如说，摇奖成风，无业不奖，无奖不利，而且无奇不有；比如说，学校经商，有的高校一个系为别系学生开课也要收高价；比如说，厂矿滥发财物，图书馆要门票，连解放军也做转手买卖，……一行一动唯财是问。这样发展下去，不令不行，有禁不止，金钱主宰一切，每个人（不是为国家和集体）都唯钱是图，唯利是贪，并由此导致个人消费资金的失控，造成国民经济的失调，不是把经济搞好而是把经济搞乱，那就真要闹“水”灾了。
当然，罪不在钱，它的确像水对社会生活那样不能须臾或缺，然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毕竟是个哲理。——当心“水”灾！
本文比兴的方法同时并举。起兴由此而衍生，通篇扣住一个“水”字为喻。“水”为财，这是民间很普通的观念，通俗而易懂。杂文里的比主要为了生发，比得恰当，铺陈也顺手。把“钱”附丽于“水”，许多问题都容易讲透，讨好不吃力。俗话说：“提领而顿，百毛皆顺”。后来干脆以“水灾”为题，以便引导读者联想起泛滥。杂文作者都懂这个道理，所以不乏这种点睛之题，可仔细揣摩。
第五节 叙议结合各有特点
杂文是议论文，也像文学作品，更准确说是“社会论文”。但它的叙述和议论同一般的记叙文和一般的议论文不尽相同，有很多特点。
一、杂文叙述的特点
第一，一般记叙文的叙述，最应注意的是要有头有尾，一篇如此，一段亦如此。叙述事实的中间部分，则偶可省略。杂文呢？仔细揣摩杂文的叙述常常可以看到，它是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的；且头和尾中间的事实过程则极少叙及，这是它的特点。
第二，杂文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并不是从事件的开头开始，也不一定从事件末尾倒叙开始；它往往从事件最能引人关注、最为焦点、最能引致议论的地方开始。而且这个地方说完就中断叙述，转而集中到议论中去。这种把叙事作为第二位的手段，在有些杂文中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杂文的叙述是为杂文中的议论布道开路的叙述，并且依次为限。这一点在几乎每一篇杂文中都可见到，总之以议论为主。
以上三点就是杂文叙述所具有的特点。
二、议论是杂文的灵魂
第一，一般议论文差不多都要严格按照概念、判断、推理、证明、反驳等形式逻辑规则进行，虽然可以或简或繁。但是，杂文中的议论形式非常生动、非常活泼，常常使读者感到意外，而又能旋即大彻大悟、觉得合情合理，感到文章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第二，杂文的议论，可以借古论今，旁征博引；可以纵横勾联，说东道西。但都是在严格的逻辑中为了让读者在理性的指引下找到真理、崇信真理，往往使读者拍案称绝，是一种短、频、快、准、狠的议论。
第三，杂文的议论，有对坏人坏事、孬人孬事的批判和抨击；也有理直气壮地与之说道论理的文章，但更多是用比附论证来达到引而不发的效果。这种方法常常让那些被指责的人们处于大吃一惊、有口难辩，甚或目瞪口呆的境地。
【例文11】
不准讲话记
吴有恒
“文革”之祸，我曾与原中南局、广东省领导干部十余人同系一狱。狱在广东省乐昌县某处，看管甚严，各住单间，分别被隔离，禁止接触交谈，只是被管押去劳动时，或可以讲一两句话，但只限于劳动中用话，不准言及其他。
一日，管押着去劳动。管押者宣布：“开始劳动！”原中南局书记金明应声说：“开始劳动。”挥锄锄地，继续说：“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财富。”挖一锄，说一句。原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在旁，他补充说：“不是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有效的劳动创造财富，无效的劳动不创造财富。”管押者大声喝斥“不准讲话！”李尔重默然。其他的人，也不敢再讲话。那时，我们所在的这整个监狱，总共只关着我们这十余人，每人有一个专案组专管，各个专案组又联合为一个大组，有人总管。喝叫不准讲话，是位副总管。我们只能绝对地服从他的话。
听金明和李尔重的言语，我觉得有意思，正拟插话，忽被专我们政者一喝，才愕然惊觉，把话煞住。我赞成李尔重的话，他懂得经济学。有效的劳动产生财富，无效的劳动不产生财富，这样聪明，切中时弊。自“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来，我们的无效劳动多极了。它不产出财富，反而导致民穷财尽。李尔重可能是有感而发的吧？可怜他立即就遭到斥叱。那些人要我们劳动，原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顾迫我们去流大汗吃大苦，迫我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就大功告成，完成任务了。所以，那喝斥李尔重的人，其实根本不注意你讲什么有效劳动，无效劳动。他的原则很简单，只是不准你讲话。
我却因此而苦闷。李尔重说的是有关经济学的根本性问题，不准他讲，这是愚蠢的。我们这些老人，本来不愚蠢。我们曾打倒了日本侵略者，又打败了蒋介石。建国以后，我们才蠢起来，搞过许多无效劳动。
让这些老人总结经验，增加知识，岂不甚好？我这个人有书呆子气，在那种时候，在那种环境里，也还自以为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还在那时忧国忧民哩。这就使我每日孤独幽闭在单间的牢房内，不住地诸多思索，思索过了又无人可与言，无处可诉说，不胜其苦，不胜其闷了。
我的苦闷竟至于似是得了神经病。我坐了四年牢，要把我转移往别处了，专案组问我四年来有何感受，我直直地便答，最难受的是不准讲话。我说：“再这样关我几年，我的嘴巴的讲话功能也消失了。”我没有讲其他感受，好像是只须讲此一项，已足以包括一切。
我自以为因不准讲话而苦闷，无有甚于我者，谁知亦大大不然。我的老友曾生，原任广州市长，“文革”之初就被捉往北京，坐了八年牢，得毛主席批：“曾生无罪释放！”才放了出来。他亦是一直被隔离，住单间的，出来后，我问他：“有何感受？”他说：“最难受的是不能同人讲话。”八年来，一直无人同他讲话，连审问也不审问，也不强迫他去劳动，连偶然同人讲句话的机会也没有，只是把他关在那里，像关着一头动物。他怕把语言忘记，便自在牢房里用家乡话唱山歌。他初放出来时，语言生疏，说话带结。我们苦闷者和曾生比，还差得远。
噫！不准讲话之为患，有如是者。记之，以广异闻。
（《同舟共济》百期作品选）
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其中没有夸张，说的都是实话；但实话也可以看成具有杂文风格。吴有恒这位老革命在“文革”中坐了多年班房，所幸已经平反释放之后，唯一（至少在这篇文章中）的感受就是受不了“不准讲话”的牢房规则，几年不准讲话。这对于整天叨叨不绝发议论、做指示的高级干部来说，对于昔日与日本鬼子斗、与国民政府斗、与天与地斗的人来说，忽然有一天来了“文革”，坐进了监牢，这是何等大的反差！吴有恒先生说的确是实话。
但这只是“文革”中受到冲击较轻的人的感受，写的也有点幽默，带点讽刺，更有些言外之意。
那些在“文革”中比他受到更残酷折磨的“大人物”们，像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等等，竟被活活折磨而死，又是何等的残忍。相对于吴有恒这篇文章来说，如果刘、彭等能写下回忆文章的话，会让人们怎样阅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