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管理伦理研究中，后实证或主观研究方法包括历史、自然主义调查和故事。与客观的研究方法不同，后实证主义方法倾向于关注实际的伦理行为，而不是伦理观念、态度和观点。在后实证主义看来，行为与实际事件或事故直接相关，所以研究的目的就是描述事件，说明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行政行为是或不是道德的。这种研究基本上是叙述性的，以文字为符号，描述事件或行为。而在实证主义研究中，代表现实或事实的往往是数字。让我们对几种常用的后实证主义方法作一简单阐述。
首先是历史方法。历史研究与案例研究不同，它不仅需要描述事件，而且要说明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作为历史学家，尤其是传记历史学家还需要展示研究对象的特征，并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说明。所以，历史既是事实又是事实的解释。它能够将读者置于背景之中，在背景中理解人性，审视人类的互动，以及历史行为的环境等。历史也可以直接而又详细地解释伦理行为，而不像其他方法那样只适合于研究态度和观点。
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伦理学方法中，通常很少用到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行政伦理研究中的运用，通常以传记形式出现。如罗伯特·A.卡洛曾经运用历史方法对罗伯特·摩西和林德·约翰逊进行研究，对历史人物的个性发展以及具体的行为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从本质上看，他研究的结论与马基雅维利十分相似，认为“一位伟人不可能是一个好人”。大卫·麦克拉夫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用历史研究行政伦理的学者。他对杜鲁门作过研究，非常赞赏杜鲁门的诚实、正直和美德。此外，公共管理伦理的传记方法也经常使用榜样技巧。这种方法常常会选择那些德高望重的管理者进行研究，以他们作为道德榜样。
其次是自然主义调查或人种学方法。自然主义调查或人种学方法是后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中最根本的方法。这种方法怀疑普遍法则的意义，也怀疑因果关系中的决定论。它认为，任何研究的特性不仅不可能是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而且也是不值得追求的。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不要外在于组织环境，而是置于组织背景下，界定并维护特定的价值。自然主义调查还可以通过参与者-观察者的路径，即在某一组织中的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观察组织中发生的各种伦理行为，据此作为研究的依据。不管是何种形式，关键是，要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研究者在描述现象过程中构建出来的现实，不宜太关注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要更多地关注彼此同时发生的事件是怎样形成的。
在美国，罗伯特·贝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研究很有影响。她著有《心之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与义务》（1985）一书，她有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和互动性的研究团队，且研究者和受访问者彼此相互了解。访谈的范围很广，访谈形式十分活跃，经常采用交谈和辩论的形式。在经常的接触中，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越来越熟悉，他们不仅记录受访者的话语，而且还能解释翻译其意思。该研究关注的是构成美国人心之习性的道德观念、意识、文化以及每天的生活实践。研究发现，美国人是孤立的、分裂的、个人主义的，他们致力于追求个人的志向与消费。然而，他们对生活并不满意，对教育和自我发展有更大的追求。依据贝拉的观点，美国人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意识，但人们普遍认同个人与自我的伦理而不是社区或公共伦理。在此方法中，研究者不仅有责任准确反映现实，而且也对社会价值与伦理问题高度负责。
自然主义调查方法运用方便，研究者不必担心介入正在进行的行政或政治过程，也不必过于小心谨慎，该方法适宜观察、描绘和对行为进行评价。
为了达到调查的有效性，这种研究形式要求被观察者与观察者或参与者之间高度信任，甚至要求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读者之间有高度的信任关系。
再次是故事方法。一般来说，后实证主义的故事方法与“建构意义”密切相关，这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它关注的是组织决策途径。林恩和斯通认为，在故事方法中，研究者不把作决定和决策定义为理性行为，而是定义为事后解释、故事和意见。也有学者如邓恩、凯利和梅纳德-穆迪提出：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是一种唤起公共潜在兴趣的方式，而不是回应早已存在的公共需要，决策的艺术恰恰在于替人们表达他们无法完全表述的恐惧与希望，通过有说明力的故事，具体表现他们所代表的政策来源与选择。
在美国，约翰·范·马鞍恩曾经成功运用该方法，对年轻警察的社会化过程进行研究。新警察急切渴望听到关于警察如何工作的故事，这导致了人们连篇累牍地讲述战争故事，渲染那些指挥者的判断力，通过观察和聆听有关政策的故事与风格，个人便沉浸于不完整的组织历史中。正是这种组织的历史将人物个性、往事、场景以及隐含的各种关系具体化，进而成为新手们希望学习的楷模。在警察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主要是通过这种方法学习并被社会化。新警察们正是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学会了如何应对酗酒犯、危险、法庭等等警察工作必须面对的挑战。该研究的结论是，组织故事对组织内的个人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把事实、价值、神话、传奇以及有效的工作规则联系了起来。
把故事方法成功运用于行政伦理研究的学者是史蒂文·梅纳德-穆迪和玛丽莎·凯莉。他们对公共管理者讲述的故事进行研究，这些故事都是关于他们自己与公务员、职业官僚、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市长或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故事中，“民选官员通常是消极的，他们总是强权机构的帮手，他们常常被描绘成腐败的，而不是回应的。这些民选官员总是假定，政府工作人员是他们雇佣来履行命令的”。在这些故事中，职业公务员显示出理性、勤勉、专业，关注大众以及政策的正确履行。这些故事将低级别的官员描绘成远离立法政治的，依赖他们的上级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当然这些故事都是自卫性的。如果让民选官员来讲故事，则很可能他们会从负面描绘职业官僚。尽管如此，这些故事通常是很可信的，并经常对行为具有指导作用。
梅纳德-穆迪和玛丽莎·凯莉的研究中，有五个故事是关于检举揭发行为的。在这些故事中，自始至终传达出一个信息，即“不要检举揭发”。因为，在特定组织中，“不仅上级要求下属服从，惩罚异己，而且同事也会排斥那些将信息透露给新闻界或民选官员的同僚”。的确，对揭发检举行为的研究中，运用其他方法研究的结果与故事研究结果十分相似，说明故事方法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无疑，故事作为组织文化和官僚行为的一扇窗口，具有特别的价值。尽管它们被模仿、夸大并具有自利性，但故事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态度和信仰是怎样影响行为的，反过来，行为又是怎样影响态度和信仰的。这就是“建构意义”的过程，尤其当集体共同遵循的规则与正确的行为选择之间发生冲突时，故事可以提供特别有用的指导性信息。
总之，与实证主义方法相比，公共管理伦理的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实际上没有很好地得以发展，人们也没有真正很好地接受并运用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这些方法仍然有待进一步普及与完善，而在中国，上述方法几乎没有被行政伦理的研究者所重视，我们通常是在历史学、社会学中看到过类似方法的运用。事实上，在公共管理伦理问题研究中运用后实证主义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在理论研究方法基础上，拓展研究的领域与问题，丰富行政伦理问题探索中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