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在印度尼西亚，印尼总统苏哈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迈克尔·康德绪（Michael Camdessus）经过协商签订了意向书（LeTter of in tent），这正式标志着结构调整方案被采纳。政府大幅削减对食品、燃料和电力行业的补贴，导致基本原材料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印尼的一些大城市因削减政策爆发了抗议、示威游行和骚乱。1998年5月，发生在雅加达、棉兰、梭罗、泗水的暴乱使动乱局势达到顶峰。这些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转变为数以百计的人被屠杀的大规模暴乱，大部分受害者是印尼华侨，因为他们控制了印尼的工商业。尽管有评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是危险的，但其依然被当做解决经济难题最有效的方法延续着。
2000年4月，印尼政府签发了另一份包含三项政策的救助计划。
首先，对燃料和电力行业补贴的进一步削减致使燃料价格普遍上涨了12个百分点，电力价格上涨了29个百分点。其次，通过强化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工作（PPh）、对奢侈品征收新税（PPn‐BM）、下放财政权的措施重新组织财政收支。其三，在通货膨胀率突破100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印尼公务员的工资涨幅在2000年4月仅为15％，而同年10月依然为这个数字。在稳定经济的过程中，贫穷民众对政府的绝望感和不信任感有增无减，这导致全国各地都有因粮食而引发的社会动荡、骚乱和暴力冲突。
当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权威一旦随之下降，就会引发社会动乱。在对印尼社会暴力的研究中，泰久定（Tadjoeddin）指出，在经济危机期间，暴力发生的地区分布增多，暴力事件的总数增加，死亡人数上升。从引发暴乱的动因来看，泰久定（Tadjoeddin）指出，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的暴力冲突中，有52％的冲突事件与种族、宗教和移民有关，25％的冲突事件与食物和民众骚乱有关，22％的冲突事件是分离主义运动造成的，还有剩下的1％属于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发生在1998年5月的暴乱事件被视做印尼政治转型期当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暴力事件。据统计，在这次反华暴乱中，有1026幢房屋、4676座其他建筑（包括商店、办公室、商场）、1948辆机动车被损毁和烧毁。死亡人数达到1188人，大约15万人被迫逃离印尼，其中有将近7万人据说是中国侨民。经济危机中，种族和宗教的冲突加剧。在马鲁古和波索地区发生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加里曼丹岛中部桑皮特的达雅克地区发生的对马都拉移民的大屠杀，都成为印尼历史上最血腥的宗教和种族冲突。
在1998年的1～2月期间，至少有23处地点都不时爆发因食物而引起的骚乱，如Padang Sidempuan ，Pagaralam ，Jatiwangi ，Kuningan ，Cirebon ，Pamanukan ，Cikarang ，Tegal ，Pangalengan ，Rembang ，Brebes ，Jember ，Bondowoso ，Banyuwangi ，Tuban ，Pasuruan ，Bojonegoro，Bima ，Praya ，Ende ，Sampang ，Ujung Pandang 和Donggala。冲突期间，物价飞涨至原先的两至四倍，并且基本生活物资严重短缺，如米、糖和烹饪油。这样的情形使得穷人甚至中产阶级都感到绝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其在稳定经济过程中，对穷人命运所受到的影响缺乏敏感性而日益受到谴责和抨击。讽刺的是，其内部人士，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同时也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该组织的政策也做出了强烈的批评。他批评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其制定的结构调整方案使那些接受该方案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危险。他还补充道，在结构调整方案出台之前，他还警告过迈克尔·康德绪，在像印尼这类种族分裂长期存在的国家中，一旦实施该方案，将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因印尼政府宣布大幅减少对食品和燃料行业的补贴而引起的一系列发生在雅加达、棉兰、梭罗、泗水的暴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负主要责任。
在印尼其他的一些地区，如东帝汶、亚齐、西帕瓜和里奥，不断加剧的贫困现状以及持续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重新引发那里的人民对自治和独立的渴望。在那些地区，原先在苏哈托当政时被残酷镇压下去的分离主义活动，在他们首领的带领下，重新找回了独立和建国时的势头。尽管这些分离主义者———尤其在东帝汶、亚齐和西帕瓜———声称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是因为自己属于不同的种族。但是，这种分离情绪同样产生于中央政府对当地资源的绝对控制和对反抗中央活动的残酷镇压。新秩序下的政府采用了包括恐吓、虐待、强奸、谋杀在内的野蛮手段来遏制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
印尼的事例说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印尼政府在不计后果地实施结构调整方案的过程中，对人的安全问题的无知。为了推行稳定化政策，他们的强硬举措不仅使穷人彻底陷入赤贫，而且还使他们遭受持续冲突的威胁。尽管国家主义者们强烈呼吁断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但由于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经济危机，印尼总统梅加瓦蒂（MeGaw ati）仍然在为稳定化政策辩护。2003年1月，她的经济团队宣布燃料价格上涨幅度在6到22个百分点之间浮动，每四分之一度电的价格上涨6个百分点，话费价格平均上涨15个百分点，这一决定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人们纷纷要求她下台。抗议者们同时也反对她的两项其他政策：将印尼电信公司42％的股权出售给一家新加坡的公司，以及赋予一群知名的前银行家以刑事豁免权。反对者们认为，这些人尚未清偿对国家的债务。为表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化政策所带来后果的担忧的抗议也时有出现。例如，一个由伊斯兰学生组织和伊斯兰政党组成的松散联盟提出了经济民粹主义、反对私有化和反对全球化的观点。
应印尼最高立法机构之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延续四年、总额达48亿美元的经济复苏方案终于在2003年末终止。在政界，时任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的郭建义（Kwik Kiangie）依旧抨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资金投放时过于苛刻。虽然他没有提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撤出后国家将如何为发展规划融资，但是他强调，为了允许更多灵活的经济政策出台，必须结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
结构调整方案是如何影响了穷人们的生活呢？在方案刚开始实行的几个月里，穷人们就已经付出惨重的代价。越来越多的城市失业定居者———厂矿工人、商场导购、公交驾驶员、街边小贩、体力劳动者们———被迫栖身于脏乱的小村落中。由于卫生条件差，营养不良和缺少水源供应，他们的子女经常患霍乱、斑疹伤寒、脑膜炎、痢疾、皮肤病、流感、窦类炎症和眼部感染等疾病。马克斯·莱恩（Max Lane）曾经描述了金融危机中居住在城市的穷人的生活质量是何等之差：城市贫民———厂矿工人、商场导购、超市雇员（多是女性）、体力劳动者们、公交驾驶员、街边小贩等———栖身于脏乱的小村落中。那里没有水，垃圾满地都是，下水管被堵住了，蚊子成群乱飞，房子狭小不堪，人们只有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一层叠一层才能有睡觉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每月大概只有100到300个卢比的收入，约合12到36美元。大多数家里都养着2到5个孩子。这些孩子们经常患霍乱、斑疹伤寒、脑膜炎、痢疾、皮肤病、流感、窦类炎症、眼部感染等疾病。
结果，贫困率大幅上升。在1996年经济危机前，据估计有377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9年，这个数字增高到5580万，增幅达到48个百分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统计显示，印尼的贫困率从1996年2月的19％攀升到了1998年9月经济危机最为严重时的37％。印度尼西亚家庭生活调查（IFL S）的调研结果显示，享用公共医疗保障的成年人比例在1997年至1998年间从7.4％下降至5.6％；在此期间，享用医疗服务设施的儿童比例也从26％下降至20％，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下降更明显，由47％降至28％。印尼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在这样紧急的状况下，需要通过立刻采取超常规政治决策行为的方法加以面对。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要求而采取的削减财政及合理化改革政策，已经使得人民陷入赤贫的境地。为此，他们提出，解决方案应该来自于人民，而不是来自于政府，因为政府本身的行为就使得威胁进一步加剧。
非政府组织与贫困的安全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社会财政支出的主张使得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保障人的安全的能力下降，这就为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作为关键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向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救助。非政府组织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会越来越显著，更受人尊敬，更加受到社会的保护。许多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的———向社会提供医疗、教育救助、创造经济发展契机、主张人权，他们的成就已为世人所瞩目。
在维护人的安全的领域内，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即当人们认为国家没能在基本医疗保健、教育、维护穷人经济利益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作用的时候，非政府组织便登上舞台，使穷人们免受潜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威胁，并且向公众宣传贫困群体所面临的困境。
结果是非政府组织迫切告知公众，国家的忽视已使得数以千万计的穷困人民的生命处于危险当中，尤其是那些结构调整方案的受害者。在许多国家，非政府组织用言辞来突出国家维护穷人权益的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忽视使得打破现有发展政策的既定模式具有了合理性。在一些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依靠筹措资金、发展社区和自助行动的方式实施紧急行动。在拉丁美洲的案例中，大卫·莱曼（David Lehmann）认为贫苦人民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导致社区联合和协调行动的出现，其直接目的在于降低日常生活的成本或为统筹工作提供一些收入。这种自愿主义最初产生于来自教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援助。后来，借助当地关心社会的中产阶级所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这些联合的社区组织性逐渐增强。
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形式。“关心母亲之声”（SIP）、善知社以及都市贫穷联盟（UPC）等非政府组织通过以贫穷者更能接受的价格向其提供重要食物的方式开展紧急救助行动。他们从中产阶级家庭募集资金用来补贴食物，借此降低价格。这种协作的努力不仅成功减轻了社区内贫困者的压力，而且建立了一套以团结社区为基础的紧急救助计划，而国家是不参与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