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外交战略的理性选择——“大国伙伴战略”
（一）“大国伙伴战略”的性质
冷战结束以后的战略伙伴关系最早不是中国提出的。还在1992年6月，俄美就签订《俄美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但是俄罗斯这种寄希望于西方的愿望落空。
俄罗斯民族主义力量上升，提出恢复大国战略，在外交上与西方拉开距离，谋求同中国等发展关系，启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大国关系的磨合期。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主动提出与中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俄，中俄双方发表《关于多极世界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声明》。由于中国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发展，率先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带动了新的三角关系，美国和其他西方与中国也相继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克林顿政府时期，确立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美国因此于1997年10月确定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6年底和1997年初，大国首脑会晤磋商增多，相互发表声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欧盟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同法国、英国建立起全面伙伴关系，同东盟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关系，与日本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与中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也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上半年印巴次大陆的核竞赛，使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大国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
就本质而言，1996-1998年形成各种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不针对第三国、不搞对抗，推动平等合作的正常国家关系，是政治对话关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结盟关系。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良性互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与人民的愿望，世界各国人民对此寄予厚望。战略伙伴关系是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国家外交行为，势必带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因此对世界形势稳定是有利的。战略伙伴关系与战略协作关系相比，没有亲疏之别，关键是双边关系的具体化需要有后续行动，需要有具体的条约对双边的义务作出规定，更需要承担义务的国家履行自己的义务。国际关系历史上不乏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关系都是有军事相互援助的条款，因此往往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因此也促使其他国家结成与之对立的同盟。这就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导致国际形势的紧张。国家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虽没有具体的军事条款，但是由于调整了双边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势必加强相关国家的战略上的合作。战略协作关系如果有具体的后续行动，特别是相关国家军方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其作用不亚于同盟关系。
正是吸取了国际关系史上结盟关系的历史教训，因此中国在冷战后与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所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主要是肯定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双边关系的基本准则，而没有具体的军事条款。这有助于国际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引起其他国家对应应急反应。即使是如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国也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属于是推动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建立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良性结构。也有利于中国更为顺利地走向世界，使中国在这其中获得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
从具体的国家协作伙伴关系上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理性选择。在中美关系上，首要的是要避免与美发生冲突，同时要加强与美战略关系的基础。中美两国既分享重大的全球与地区共同利益，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差异。过去20多年中国一直重视中美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朝着不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方向发展，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直没有降低，而一旦这样的冲突发生，将使中国的发展水平倒退几十年，中华民族就将蒙受难以弥补的历史损失。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美国的战略是如何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受挑战，而中国要发展和崛起也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仅就国家利益而言，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了，中国可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但是，中美两国拥有的共同利益、共同面临的全球化挑战又迫使美国不得不把中国当做其合作伙伴。在这种冲突与合作因素并存的情况下，虽然驾驭中美关系的难度更大了，但是归根到底，中美关系都将回到以“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为目标的正确轨道上来。
在中俄关系上，虽然俄罗斯在西方国家战略中地位严重下降，除了没有实际意义但有重大隐患的核武器外，俄再没有别的力量可以与西方国家较量。但毕竟俄罗斯仍是一个大国，而且中俄国际地位相当，战略境遇相似。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把俄罗斯看成潜在的威胁，企图通过北约东扩来防俄、遏俄、弱俄；在亚洲则把中国看成最大的对手，企图加强美日同盟来遏华，通过人权外交、散布“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来防华、制华。中俄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则是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家。中俄两国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两极，势必与主张世界“一极”、“单极”的超级大国发生矛盾和冲突。在联合国改革及秘书长人选等问题上，在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在亚太问题上，在伊拉克和科索沃等问题上，中俄立场相同或相近，而与美国有分歧。因此，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的，对于推动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对欧关系上，欧洲的联合并上升为一种具有国家意义的统一力量，将对世界多极化进程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统一的欧洲将有助于制约美国力量，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今后，中国仍希望看到一个扩大而升级的联合自强的欧洲。但是，欧洲的统一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中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仍将是中欧关系的核心。从地缘战略考虑，中国也应更多地强调与欧洲关系的合作，特别是双方在促进亚欧大陆的稳定和繁荣上的合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是采取了这种“伙伴战略”，中国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已得到了改善和较大的发展。中美两国通过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互访，双方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中德决定建立迈向21世纪的重要伙伴关系；中英决定建立全球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双方正努力构筑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近年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大国外交，使其成为大国关系的中心角色之一。由中国倡导的与主要大国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起着率先示范和积极促进作用。
（二）21世纪中国大国伙伴战略的新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伙伴战略”进一步发展。致力于发展与大国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头戏。
（1）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
2003年5月底，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即选择了俄罗斯，并与俄方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会谈。这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充实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中俄两国还树立起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都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俄在这方面合作的典范。此外，这一年中俄两国还在伊拉克战争、朝鲜核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配合。中俄两国长期积累的良好政治资源，正逐步转化为两国在经济、安全、文化等各方面合作的动力。中俄双边贸易2008年有较快的增长，超过500亿美元。
（2）中美关系承前启后，扩大了共识
胡锦涛主席2003年6月初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双方在致力于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重要共识。
同年10月，胡锦涛主席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再次与布什总统会晤。会晤中，胡锦涛主席重点就台湾问题向美方表明立场，美国重申将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温家宝总理于12月7-10日访问美国，在与布什总统、鲍威尔国务卿等美国领导人会见时，坚定而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就中美贸易争端和朝鲜核问题等广泛交流了意见。布什总统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试图单方面改变海峡两岸现状的言行，反对台湾当局以“公投”来谋求“台独”的企图。布什总统称赞中国在反恐、推动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多边会谈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称中国是美国的“外交伙伴”。温家宝总理与美国各界广泛接触，阐述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与看法，达到了增进了解、缩小分歧、扩大共识、减少麻烦的目的，中美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继续强调中美两国平等地位和共同价值，不再对中国指手画脚，而是更多地倾听中国的意见。这一切都表明，奥巴马政府试图将中美关系在布什时代的基础上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3）中国与欧盟确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3年10月31日，中欧领导人在北京举行第六次会晤。此前，欧盟和中国均发表了对对方的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就一个地区发表政策文件，表明中国重视发展与欧盟的关系。中欧都是正处于上升期的两大力量，双方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欧盟轮值主席普罗迪发表声明说：“欧盟正在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正在提高。这次领导人会晤是双方关系取得进展的好机会。”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国际问题上有着相似的看法和观点，这成为扩大合作的动力之一。目前，双方已经签署协议，在开发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伽利略计划”以及朝鲜核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上加强合作。
（4）中印关系不再受过去历史的羁绊，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世纪初，中欧决定在双方之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反映了发展中欧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经历了2008年的动荡与波折后，中欧关系在2009年重回正确轨道。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的“信心之旅”到后来两次中欧峰会的召开，中欧关系呈现了一条从回暖迈向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清晰主线。伴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欧在经贸及其他各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成为双方深化战略合作的新亮点。
2003年6月下旬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不仅确立了发展中印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原则，也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新阶段。在这份宣言里，印度首次正式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10月，中印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了首轮会谈。11月中旬，中印两国海军进行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搜救演习，随后印度陆军高级代表团在印度第四军军长马亨德拉·辛格率领下访华，并首次获准进入西藏。中印关系的改善，使中国的“大周边外交”得到进一步完善。
2009年中印关系总体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进展。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分别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了会晤。两国领导人积极评价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为今后的发展确定了方向。双方重申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出发，继续深化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妥善处理两国间存在的分歧，携手推进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还与日本、巴西、南非等加强了协调与对话。国际舆论认为，中国致力于与其他大国建立稳定的合作框架，有利于世界形势的稳定和缓和，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三、中国努力实现“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战略
（一）和平发展战略的确立与内涵
中国的和平发展也称“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的首次提出是在2003年11月3日，时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做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郑必坚认为，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只能选择奋力和平崛起，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这一论题是包括郑必坚在内的20多位中国学者针对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经过近一年的研究而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