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地区，公民社会的发育发展必将先行一步，政府应当加以培育。杭州要在建设民主政治方面做到胜人一筹，就必须首先在公民社会建设上突破。要使公民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人，就要形成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公民主体，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建立社会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重新构建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模式，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以人为本的新的施政方式，使公民独立自主和民主监督的力量得到发挥。
三、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杭州的发展趋势与发展理念
（一）实现城市本性的回归与打造生活品质之城
城市定位是指综合确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坐标的过程，主要涉及城市在不同尺度地域空间发展地位的确定、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城市发展特色的确定等方面。城市定位的内在根据是资源禀赋，但是内在禀赋必须在外部条件作用下才能发展为优势。而外部条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城市定位就变得不易把握。仇保兴在《城市定位理论与城市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城市定位理论应该让位于城市竞争力理论。大型城市应该考虑综合竞争力，而中小城市则应该考虑核心竞争力。[14]杭州的城市定位有多种表述，典型的有两种：一是2007年2月16日国务院批准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描述：浙江省省会城市，浙江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要风景旅游城市。这个规划实际上是2001年编制的。二是2007年杭州市委第十次党代会的描述：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2008年杭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具体为：中国特色、时代特点、杭州特征、覆盖城乡、全民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这两个表述分别表达了现代或后现代城市所追求的极致目标：繁荣与舒适。而两者都共同隐含了杭州的优势资源禀赋：环境。这其实也是杭州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这一优势资源并没有上升到大尺度地域空间发挥效用，如国际社会和市场空间，因此杭州实际上在发展战略上有较多游移。比如，与其他城市一样长期以工业经济为主导，通过自然和文化生态的透支改造和扩大城市。结果使繁荣与舒适两方面均遇屏障，城市特色和城市发展战略都不十分清晰。
弗里德曼运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思想建立了空间极化理论，他认为，发展可以看作一种由基本创新群最终汇成大规模创新系统的不连续积累过程。而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通常具备有利于创新活动的条件。创新往往是从大城市向外围地区进行扩散的。基于此，他创建了核心—外围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地域社会组织子系统，外围区则是根据与核心区所处的依附关系而由核心区决定的地域社会子系统。空间系统可以有全球级、洲级、国家级、大区级和省级水平，一个支配外围地区重大决策的核心区决定空间系统的存在和水平。核心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核心区通过供给系统、市场系统、行政系统等途径来组织自己的外围依附区；（2）核心区系统地向其所支配的外围区传播创新成果；（3）核心区增长的自我强化特征有助于相关空间系统的发展壮大；（4）随着空间系统内部和相互之间信息交流的增加，创新将超越特定空间系统的承受范围，核心区不断扩展，外围区力量逐渐增强，导致新的核心区在外围区出现。
弗里德曼把城市发展模式界定为两种：一种是城市营销模式，一种是准城市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将发展的法宝压在外部资金上，这是当今许多城市的发展趋向。城市在此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交际花的被动角色，盼望着外部投资的支持。在这一模式下，城市将自己与周围地区割裂开来，即眼睛盯住别处，甚至与周围地区争夺投资。第二种模式发展的重点是一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政治联盟。与城市营销的模式相反，它的指导思想由一个长期得到大众强力支持的战略远景所引导。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包容和民主。其中地方政府是主动行动的政府，它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提升区域创造财富的资源质量、鼓励创新思维和实践、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弗里德曼认为，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至少对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智力资源、环境资源、自然资源和城市资源等七个方面进行投资。这些资源都是难以从外部引进的，而只能从区域内部挖掘。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必须基于自身的天赋资源。这是一种内生性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目前杭州市委、市政府已经看到，必须把杭州的发展放到国家战略、世界级城市群、亚洲太平洋地区重要门户的战略高度，从浙江、长江三角洲、国家三个层面来研究自身的定位。关键是从大都市圈的高度打造核心区，建设综合承载能力强、辐射作用大的高等级的杭州城市区域。21世纪城市间的竞争是城市特色和环境质量的竞争，因此，杭州应当立足环境优势和环境竞争力，向环境立市的目标回归，向构建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服务经济集聚区回归，并努力成为创意经济先导区、生活品质示范城，形成后现代生态型都市经济圈。
提高生活品质是应对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选择。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生活方式和生活内涵的创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生活方式和生活内涵的创新引导经济模式、经营机制的变化，决定产业和产品发展的方向。抓住生活品质的创新方向，也就抓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另外，生活品质作为一种条件和环境，又是吸引高素质人才创业的核心要素。人们总是希望在高品质环境中创造生活并且享受生活。生活品质是城市的价值核心，追求生活品质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以创意经济为主体构建新经济体系
后工业社会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创新、人才、符号价值、个性化和精神消费等特征是其时代物语，而创意经济的应运而生回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后现代思想家认为，崭新的信息、知识和技术正在促成社会形态的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范围更深层次渗透与均质化，生产不再主要依靠资本，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将受到节制，生产要素主要是智力资源，发展是信息、知识和技术的崭新类型，思想、创意取代资本成为生产的决定因素，人处于时空经验的改变和创造、创新的可能性之中；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人的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量逐渐趋同，精神和文化生活却高度多样化，生活成为一种创意生活。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城市与创意阶层》一书中甚至将社会发展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创意经济时代。弗罗里达断言，创意时代（creative age）已经到来：1900年以前，世界处于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处于萌芽状态；1900—1960年间，工业经济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农业经济开始退缩，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有所发展；1960—1980年间，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成为领头羊，工业经济经过成熟期在经济总份额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创意经济则开始进一步发展；1980年以来，服务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创意经济有超越服务经济的趋势。[15]
自1997年以来，在英国布莱尔政府倡导下，创意经济已不仅局限于一种理念或者发明，而且已构成一个有着巨大产业背景和经济效益的现实世界。发展创意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的历史期许，必由的或者说是无奈的明智选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世界上许多富有远见的城市率先步入创意时代。创意城市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流行口号，也是许多城市竞相追求的国际都会品牌。中国的发达地区，特别是较发达城市，已经有发展创意经济十分强烈的内在要求。我们不得不思考，如果不靠资源消耗、人海战术与价格战，拿什么到明天竞争？在创意经济的土地上，世界已在收成，杭州如何来抓住创意这个新经济引擎？
就杭州来说，发展创意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实践模式。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必须以创意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性单元。创意产业与创意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创意产业是以设计策划为核心特征的产业部门，有的经济学家将其归为服务业，有的则将其称为第四产业；创意经济则可以指所有以创意为内核的产业，它不仅生产了新的创意产业部门，而且将彻底改造所有的传统产业，将包括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化意义上的工业、现代服务业和后现代服务业在内的所有新经济产业部门，是新经济的代名词，体现了后工业时代推崇创新与个性化消费、强调知识与文化决定经济发展的新发展观。创意经济是思想经济、观念经济、信念经济、智慧经济、点子经济，可以总体表述为理念经济，它将深刻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深刻改变全体公民的生产生活观念，深刻改变理论和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可以预言，21世纪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将在创意经济的框架下重新整合与调整。杭州可以用创意经济概念统括整个经济发展体系，把创意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纲领，而不是简单提创意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