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化多元主义批评思潮。中国革命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历史反复之后，终于意识到经济建设乃立国之本，于是，中国革命的任务转向了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再以革命斗争为中心，这是中国社会的最根本性的变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思想得以引进，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生活的真正价值的过程，也是生命自由价值真正觉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批评自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导性价值立场，但是，新兴的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全方位地思考和介绍外国的思想与文化价值，这是中国价值与外来思想的交锋，也是革命思潮与经济思潮的真正较量。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潮，一方面可以视作“五四”新文学批评思潮的恢复与继承，另一方面则可以看作是中国民族在饱经战争创伤与专制愚昧后的思想大解放。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潮也存在极“左”或极右的思想倾向，但是，应该肯定，这是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思潮走向多元走向文学自身的最富探索精神的时期。当然，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这一思潮中，还远未走向自由理性与独立，不过，思想的多元性与思想的开放性，显示了文学批评思潮的自由思想道路。
从文学批评思潮的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文学批评必须永远思考文学的审美价值，时代生活的价值，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价值。也就是说，它不仅要担负文学创作解释的任务，而且要担负民族革命与社会变革的思想任务。文学批评家心中必须永远有自己的民族国家观念，必须永远有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必须永远有自己的人类自由平等观念。“我是一个世界公民”，真正的作家要以此为最高目标，真正的批评家也必须以此为思想的宗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思潮，既有话语方式的选择问题，又有思想价值的探索问题，实际上，无论是话语形态的革命，还是思想价值的革命，从根本上说，皆是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必然要求与历史回应。当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处于混乱和摸索之中时，文学批评就很难找到自己的正确方向。我们可以主张文学批评思潮与社会革命思潮和政治革命思潮相分离，但是，文学批评思潮总是受制于社会革命思潮与政治革命思潮，因此，在探索文学批评的自身立法的同时，必须认识社会与历史、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杂性。只有建立真正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与政治民主生活价值观念，文学批评思潮才不会迷失方向，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文学批评学原则。
第二节从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向历史的美学的批评转变
2.2.1重估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意识形态批评思潮
文学批评思潮，与时代的文学思潮和政治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文学与政治和美学的关系出发，可以发现，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批评思潮总是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与审美历史主义倾向，由此，形成了意识形态的批评与审美历史主义的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强调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出发对文学的价值进行思想确证；“审美历史主义批评”，则强调从审美性与历史性的双重价值立场出发，对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历史价值进行确证。从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概念，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创造性阐释和发挥，显示了特别重要的思想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是对复杂的精神观念体系的高度概括，它通常是指国家意识形态，即处于支配性权威性和核心性地位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的政治法律与文化制度乃至生活行为形成根本性规范，相对而言，处于边缘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也能对社会生活形成一定的思想影响，并对权威意识形成挑战。宗教、法律、哲学、道德和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形式，作为上层建筑领域，总是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所以，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一方面源自于现实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制约和规范着现实生活。如果要寻求文学艺术的深度意义空间，那么，意识形态与文艺批评之关系就显得至为重要，因为批评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批评的思想特色、文化价值和历史局限性，即有什么样的批评取向就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批评效果。从美学的价值要求来看，文学批评思潮的转变，根源于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的变革，但是，从思想的时代要求而言，文学批评思潮的形成，则与政治意识形态参与文学的力量有着重大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没有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与批评思潮的巨大变革。
在此，我们主要分析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思潮如何在意识形态批评与审美主义批评之间进行价值取舍。从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出发，所谓意识形态的批评取向，即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原则为根本，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去评价文学作品、衡量文学作品。具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批评，就是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基本准则的意识形态批评，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又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按照这一意识形态批评原则，“文学批评”必须坚持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的立场，这个思想纲领，对特定时期的现代文学批评思潮的政治化倾向形成了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必须以政治标准为主并以艺术标准为辅，它直接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批评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学批评多多少少也受到这一思想倾向的影响，因为大多数批评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来分析作品，评价作品。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批评取向，非常强调文艺的时代性和政治性意义，他们衡量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以作品是否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审美理想为重要价值尺度。即只要创作反映了新时代的进步精神，塑造了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奋进不已的高昂的战斗热情，就会受到批评家的欢迎，相反，过于重视艺术的表现形式，缺乏激进昂扬的思想风貌，表现出一些颓废、软弱、温情乃至消极的情绪，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种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批评，坚持思想的进步性和倾向性，对艺术的形式特性往往较少加以分析，即使进行艺术分析，往往仅仅停留在语言和结构之上，较少新的艺术观念和形式观念。现代中国意识形态批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往往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这一批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与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相谐和，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方向和基本价值取向。
意识形态批评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不让文学孤立于主流政治文化之外。按照意识形态批评的要求，现实政治理想需要文学艺术通过具体的形象创造去贯彻落实，时代政治文化精神需要文学艺术表达去弘扬，因此，文学批评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党的事业”。列宁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的说明，成了这一文学批评思潮取向的核心理论，可以说，把文学批评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是现代中国意识形态批评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批评与其他批评有其根本的差异。一般说来，批评家们乐于把文学批评当作个人的事业，通过个人智慧的抒发，通过审美体验与感悟去“践履”审美文化原则，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当然，这很容易使批评游离于政治之外，与政治无关，甚至与时代的生活无关。意识形态批评拒斥这一批评取向和创作取向，极力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不是特别在意文学艺术的审美原则或审美效果。不过，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出发，就应承认，“意识形态批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确实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瞿秋白、毛泽东、冯雪峰、周扬等，对20世纪中国的文艺批评思潮的发展与演进具有决定性影响，他们树起了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的革命思想丰碑。一方面，他们积极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和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另一方面，他们的批评充满着理论的激情、思想的丰采和时代的精神，他们的批评是有魂的，不是那种软绵绵、无关痛痒的审美呓语。对于这样的文学批评，理应予以科学地评价或辩证历史的分析。
必须承认，这类文学批评，充分显示了现代中国文艺批评家的政治思想家气质，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敏感性，不是那种纯粹审美的自由主义批评观念。这样的批评，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往往成为时代文化精神的理性表达，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中国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创作。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中，瞿秋白、冯雪峰的批评，显示了独有的思想激情和理性风采：瞿秋白对鲁迅的评论以及他对《子夜》的认识，依然是现代中国意识形态批评的经典；同样，冯雪峰的“鲁迅论”，仍然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座思想丰碑。不过，也应看到，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对批评家提出了极高的政治思想要求，它不仅要求批评家具有革命性与人民性立场，而且要求批评家对社会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前景具有科学性预见，否则，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极易庸俗化，并且，可能使文学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导致文学的衰落。
就现代中国意识形态批评思潮而言，如果说，鲁迅与瞿秋白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意识形态批评的思想主潮，那么，何其芳、陈涌、李希凡等批评家则显示了后期意识形态批评思潮的主要成就。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意识形态批评，主要表现为对毛泽东的政治意识形态学说及其文学意识形态观念的认识，是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的批评实践。何其芳，既具有革命家的风采，又是一位典型的学者，这位极富才情，而且具有相当浓郁的唯美主义倾向的诗人和批评家，不仅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活动，而且组织和主持了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工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的意识形态批评，在坚持社会主义党性原则的同时，也很注重美学的感悟和阐发，尽管在政治与审美之间，表现出深刻而内在的矛盾，他注重政治与审美间的调和，对于审美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一位批评家，陈涌也具有革命家的风采，他长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岗位上工作，这使得他葆有革命的激情和无私无畏的理论品格。他的批评大气磅礴，极具革命者的理论激情和思想风采。他强调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强调文学服务于现代中国的革命事业，相对忽略批评的审美性追求，结果，由于批评思想的非独立性，最终只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
李希凡则是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他没有参与中国革命的经历，但是，他的批评直接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巨大影响，因而，在青年时代，就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发难，以意识形态批评否定了俞平伯的审美文化批评取向。在今天看来，这是两种不同批评取向的较量，两者之间不可代替，但是，李希凡试图以意识形态批评否定俞平伯的审美文化批评或审美自由主义批评，由于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要求，确实获得了特别的政治思想影响力。事实上，这一批评思潮的转变，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的推动，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或革命性影响，支配了时代的政治文学价值观。本来，在一种批评取向“占”主导地位时，另一种批评取向的诞生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权威作用，李希凡的文学批评，成了“正确的文学批评”的代名词。历史与批评，就是如此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李希凡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批评话语的理解和继承，他能用行云流水、通俗易懂的文字来言说文学形象，分析文学作品中的阶级动向与革命性意义，特别关注被压迫者被损害者的现实历史命运。
他的文学批评，重视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这一文学批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和政治思想的多样性，显然估计不足，因而，当多元文学思潮兴起时，人们就从这一权威性意识形态批评转向多元化的文学批评。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出发，应该承认，这三位批评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具有一定的时代思想意义，它适应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时代要求，顺应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渴望与价值准则，标志着20世纪50至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思潮演进的历史路向，代表着中国文学批评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所可能具备的精神风貌、批评立场和思想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