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金庸小说的自由抒情特质问题，我想说明：金庸小说自由抒情的文化根源是什么？金庸小说叙事保持了独立的民族文学立场，这是金庸武侠叙事具有自由特质的基本保证。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效法中国传统叙事的取向，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小说叙事观念的自觉接受。大多数作家是以西方文学叙事形式来表现中国现实生活，可能也是必然选择，因为中国现实生活与古典叙事格局毕竟不相融合。这种一边倒的倾向，使中国读者除了接受新文学作品之外，唯一可读的，仿佛只有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乃至古代文学经典。对于大多数民间接受者而言，他们怀念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传统，不喜欢过于贴近现实，而喜欢超脱一点，在历史文化趣味中获得心意的满足。中国读者始终对传统小说叙事保持特有的深情，在这种历史叙事中，人的心意融化了，人的智慧满足了，人的情感有了依托。中国人在本质上是爱做梦的，是偏爱浪漫抒情的，金庸从传统小说叙事基点出发，取材于历史，虚拟想象出豪情世界，恰好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崇尚。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之根，谁也无法野蛮地割断，金庸正视了这一事实，并对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别样的理解。金庸面对读者，以浪漫的历史传奇来吸引他们，这种武侠叙事和传奇，不是单纯的言情剧，较少现代生活的约束，而是在中国民众的心灵中自由长生的形象，它易于找到抒情的通道，易于赢得渴望超脱和喜剧性体验的读者。金庸小说叙事，既是商业文化的奇迹，又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叙事的合理延伸。在金庸的骨子里，禀有儒家史官文化和道家浪漫文化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禀有儒家史官文化的作家不在少数，其历史现实主义精神，使文学发挥着巨大作用，也有不少作家禀有道家浪漫文化传统。
抒情放纵恣意，激情一泻千里，但单纯的道家浪漫文化传统，在中国总是颇难形成气候，因为中国人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使自己置身于纯粹的浪漫主义文化洪流中。金庸把儒家史官文化传统和道家浪漫文化传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叙事奇迹。历史理想中融入了浪漫传奇，浪漫传奇又不过度偏离历史理想。有人说，金庸的思想中受庄周影响很大，也有人说，金庸小说叙事颇得司马迁的真传，这些皆有些道理，但是，必须看到，金庸不是单纯地吸收某一点，而是杂取种种人，杂取种种文化，杂取种种思想，兼收并取，才形成了独特而自由的精神表达。没有孔子的温柔敦厚理想，金庸写不出郭靖等英豪；没有庄子的逍遥游想象，金庸写不出通人性达人情的双雕和红狐；没有司马迁的侠客传奇，金庸写不出无数英雄豪杰；没有历史学家的帝王本纪故事，金庸写不出风流的乾隆；没有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金庸写不出如此贯通的武侠系列；没有对中国民间技艺的热爱，金庸写不出琴棋书画传奇；没有对中国宫廷政治的深刻的观察，金庸写不出《笑傲江湖》；没有对中国官僚和流氓生存哲学的理解，就写不出韦小宝；没有对道教和佛教的理解，就创造不出丘处机、张三丰、虚竹、一灯这些感人的形象；没有对中国生命哲学思想的本质慧悟，就不能把武侠人生提升到自由境界，因此，金庸小说叙事的根脉，系着整个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是金庸小说叙事的生命之源，而儒家史官文化和道家浪漫文化，则是金庸创造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表达呼风唤雨的生命激情、弘扬天地人间之大道正气的关键。
金庸是中国文化孕育的精灵，他的成名是那么突兀，他的封笔又是那么明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个创造力旺盛的金庸，那个自由想象与自由抒情的金庸，仿佛就是民族文化的精灵，深刻地体验中国历史文化，然后，凭借他的慧思，他的才智，他的醒觉，构筑出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文化感的宏大情节结构，创造出惊天动地，至真至情的武侠英豪，表现出人世苍茫，情义为本的生命哲学。他一点也不悲观，一点也不浮滑，写得那么入情入理，写得那么可歌可泣，你无法抗拒金庸所创造的生命历史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仿佛在此获得了“淋漓元气”，世界仿佛由此获得了灵感。在现代化商业社会的海洋里，仿佛瞥见了一叶扁舟，金庸自觉地表现中国文化的精微玄妙，自觉地探讨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他那奇情奇趣的生命世界，感人至深。金庸虽然选择立体地表现了中国人性的复杂结构，但并非简单地还原，而是有其独立的价值判断。那些执拗的生命，扭曲的生命，置身于复仇的苦轭中，或置身变态的修炼中，总是以悲剧终结。那些质朴的生命，宽厚、平和、一身正气，命运总是垂青于他们，荣誉和至尊也属于他们。行天地之间，一身清气，无限情义，这正是金庸小说的生命理想。事实上，这是中国文化的生命理想，金庸和那些在海内外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思想创造者一道，重新构造了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文化理想。与思想智慧相比，金庸小说的形象智慧更具有自由的意义，阿波罗歌唱的时候，狄奥尼索斯也在舞蹈，中国文化的那种自由精神，金庸通过武侠叙事写入了人的灵魂深处。自由想象，自由体验，自由写作，这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自由抒情特质，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对于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大作家，理应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金庸的小说作品真正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古老价值理想与审美价值信念，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信仰，所以，他创造的艺术形象体现中华文化的经典意义。
7.3.7文化沉醉：通俗的经典与叙述形象刻画的重要意义
金庸小说英雄叙事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之精髓，甚至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抒情特质，在金庸这里，获得了自由延伸。中国古典小说极重人物形象的勾划，这虽然是叙事学问题，但是，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叙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人们越来越重视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在叙事学观念上，似乎受到现代叙事学影响甚深。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小说叙事学，有其独具特色的精神品格，以现代叙事学观念去重构古典小说叙事智慧未必能参透本质。就本土话语方式而言，明清的小说评点法，似乎更得古典小说的风神，因此，对金庸小说叙事智慧的评价应该更重视其民族性抒情本质。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即重视通过人物语言、动作去表现人物个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不是靠叙事者的主观性介绍和独白完成的，而是靠叙述者的审美想象与语言创造完成的。作者不是旁观者，而是隐身人，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革命，就在于放弃了全知全能视角而采取了主体性视角或客观视角。现代小说叙事学有规定，即作者只能叙述亲历性事件，或只能以亲历者的身份去叙事，作者可以在小说叙事中出场，例如“我是叫马原的人”，即告知读者，这是“我”在叙事，这件事与“我”有关。叙事方法确实需要革命，但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小说叙事就失去了生命力呢？金庸以其小说作了否定性回答。
中国古典小说的全知全能式叙事方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这首先与历史叙事有关，中国历史叙事的法则是编年、纪传、书表合一。中国历史叙事以人为本位，叙事总是与人物相关，这一点与西方历史叙事不同，西方历史叙事更重视事件的完整性描述。科林伍德指出：“希腊人非常清楚地并有意识地不仅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它必须研究人类的活动。希腊历史学不是传说，而是研究；它是试图对人们认识到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些问题做出明确的答案。”中国历史叙事强调评述，评述是建立在史官记言记事之基础上，因而，人在历史学中是第一位的。中国历史的人物评断方法，是建立在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之上，“等级叙事”是中国历史的方法，与中国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中国历史的叙事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方法。与此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民间故事与说书传统，直接影响古典小说的书面叙事。西方小说大多是写给人看的，并不是为了讲唱，史诗以讲唱为表演方式，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直接建立在民间说书传统之上。口头叙事必须以语言和动作为核心，以情节为枢纽才能真正吸引听众，这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决定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点，说书者，往往通过模拟人物对话和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中国古典小说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上，因此，源于中国传统的东西必定受到本民族读者的广泛欢迎。
20世纪初期，中国人在寻求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扬弃了中国传统叙事方式，效法西方叙事模式，从而导致一场深刻的叙事学革命。这种文学革命历史的真实发生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大多数作家扬弃了民族叙事传统时，金庸却创造了传统叙事的奇迹，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贡献。金庸小说的典型人物形象谱，可以看作是民族精神传统的活写真，在典型人物谱的创造过程中，金庸将武侠小说的抒情特征作了特殊的强调，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谱，可以看作是他对中国现代小说的一大贡献。金庸小说的典型人物谱，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特征，无论是写英雄豪侠，还是写奸狡邪侠，金庸的人物描写，皆有令人荡气回肠之感，这说明，金庸的人物塑造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精神。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出于想象与虚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大胆地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超出常规的奇逸纵情之处。有大惊，才有大险；有超越常规思维的想象，必定有超常的快感体验。金庸善于把人物写得可爱，即使是坏蛋，十恶不赦者，也要写出他的可爱之处来，这就是金庸的本领，这就是金庸作为风格大侠的精神品格。金庸小说的典型人物谱中，具有生动个性形象的人物不少于百人，人们提起金庸的作品，常能说出一连串与之相关的典型人物，人们甚至把金庸小说中的人物看作是现实生活中存在者的人格象征，提取某一典型形象，自然会想到某一类人。典型性格，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本质，金庸小说的典型人物谱的构成方式，颇为独特。一是通过“情”来构造典型人物的谱系。以“射雕三部曲”为例，黄蓉与郭靖之情，郭靖与蒙古公主之情，欧阳克与黄蓉之情，杨过与小龙女之情，周伯通与英姑之情，黄药师与其妻之情，等等。这里，既有情之冲突，又有情之误会，还有情之执著，他们可以为情而死，为情而仇，为情而悲，为情而斗。这里，是情的世界，又是无情的人生，情的抒发，把金庸小说的浪漫气息作了特殊的渲染。二是通过“术”来构造典型人物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