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对小说批评，在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最有美学意义。她已经转入明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研究这一论域之中，对历史的真实感知和体验，会使她的批评阐释更具生命意义。赵园的小说评论，融入了真正的生命理解和人格意识，她那变化多端，情韵多姿的文字，寄托了灵气和智慧，阴柔之美和甜恬之情。她善于小心翼翼又富于才情地去处理小说主题，她善于用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去理解和解释本文，她的注解文字有时成为她的本文的生命有机部分，并能与主题表述相互映照。赵园的小说评论，不仅在今天，还将在明天不断地发挥稳健的作用。赵园在理解西方人文科学时会显得有些吃力，但由于她以文学分析为主导，摄哲学和美学之魂，夺小说艺术之魄，所以，显得自然而不矫情做作。王晓明在处理小说材料时，与赵园同样细致深入。如果说，赵园的小说评论偏重于文化和美学的话，那么，王晓明则偏重于心理学和辩证法。王晓明从不急于对时髦的小说作品做出评价，他的小说评论比较古典，往往等待风浪过后，才真正认真地评价某位作家和某部作品，他这种慢半拍的作风为他的评论增添了力量，能够深入而理智地做出深刻评判。他评价鲁迅、茅盾、张辛欣、残雪、王安忆、高晓声、张贤亮等作家的时候，显示出很高的辩证法技巧，他能从常态的小说中看到病态的疲惫的心灵意识，从狂欢和嚎叫中听到作家内在的困惑和焦虑，从中国小说的创作实绩中窥破那种潜在的危机，把握中国作家的病态人格和病态心理定势。他的一些批评倾向，不时地与王蒙获得了默契，这也许根源于他们的批评是为了促进创作的主体性意识。
80年代后期，小说失却了轰动效应，文学批评处于低潮，当人们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观念的提出，给先锋批评注入了兴奋剂。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被界定为自1945年以来的世界文学主潮，现代主义的文学特征，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特征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后现代主义作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了深刻的反思。在当代小说批评中，陈晓明持续不断地把后现代主义文化和中国先锋小说研究结合起来，他对德里达作了认真的研究。陈晓明不注重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整体研究，而重视后现代主义话语和叙事，特别是以德里达作为他的先锋批评的基本思想出发点，他的整个批评，皆是从德里达去理解现代主义文学，极富思想演绎意味。当代小说批评，是在王蒙和杨义的选择中徘徊，还是在先锋实验批评中寻求生机？这只能成为暂时搁置的问题。或许像鲁迅那样，在进行小说批评的同时，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才能真正开拓小说批评的视界，可以毫不怀疑地说，王蒙和杨义的小说批评，正是传统小说批评的延续，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智慧的现代形式。他们这种立足文本的批评可能传统一些，但决不会过时，事实上，80年代的小说批评，正是以不同的声音进行多元的协调与合作。实事求是地说，80年代末，由于批评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学已具有了成熟的文化历史形态，这是批评的艺术自觉，也是批评的智慧选择。由于年龄的原因，在文学批评的学徒期，我比较重视这些批评家的批评，所以，有关他们的批评之反思成了小说批评的时代入口。
应该承认，自80年代以来，新生代的批评家占领了文学批评的舞台，特别是6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已经进入成熟期。像郜元宝等批评家，已经有了新的成就，这些批评家，往往由文艺理论或美学的研读出发，由诗学领域进入批评领域，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空间中展开自由的思考。郜元宝从批评张炜与王蒙的创作出发，最初立足于海德格尔的美学理论，不仅有良好的思想训练，而且有良好的语言审美悟性。他的鲁迅研究和当代小说研究，不仅有宏大的文学本体论思想视野，而且能够对文学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进行相当深入的解释。如果他长期走下去，一定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批评家。在总结和回顾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之后，我们需要以具体的小说批评实践来捍卫“批评的尊严”，所以，我选择了我们时代的三位重要作家作为小说批评的实践对象，这三位小说家，是莫言、张炜和王安忆。虽然不能说他们就是时代最优秀的三位小说家，但是，这几位小说家如此执著于小说创作，如此敬业于小说创作，基于此，就应该真正去理解和解释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价值。这是小说批评的基本价值标准，即不能以偶尔的文学作品作为我们时代的经典，不能对偶尔创作过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或小说家作为重点批评的对象。小说的批评，只能批评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小说家，从这个标准出发，我们解读莫言、张炜和王安忆就具有示范性意义。
第二节壮怀激烈：在野性生命与民族历史文化叙事的背后
6.2.1莫言的道路：感觉的无限伸张与乡土文化史想象
莫言，始终留给我“咀嚼残忍”的印象，他总是沉醉在他自己构造的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中，欣赏着自己的野蛮与暴力，欣赏着生命的残忍与无耻，也欣赏着生命的无赖与卑微。他为何要如此壮怀激烈地宣泄着他对暴力的崇拜，没有什么比他创造的那些“丰乳肥臀”或“狼呼豺叫”的生命意志更让他倾心。为何在他那里，美的事物就是野性生命存在？为何在他那里，没有更加庄严美好的世界？这就是我的批评冲动或出发点。应该说，莫言的小说叙述与形象创造，标志着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尺度的建立，他的小说的关键在于：通过野性生命文化叙事，凸现生命的野性力量与反叛性价值，因此，以莫言小说作为评价范式，可以揭示出小说批评的独立力量。在小说批评解释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人生解释方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叙述，每个作家的意义就在于寻求独特叙述之可能，恶与善皆是许可的叙述方式。作家的叙述，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抓住读者，吸引读者，操纵读者，改变读者，作家越是能在灵魂深处改变读者，小说创作就越是成功。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标新立异是一种方法，创新引导读者并改变读者，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如何探索生命，创作什么样的生命形象，这是艺术的关键。在生命艺术中，野性生命艺术是最典型的叙述范式，谁能达到最大限度的野性叙述，就可能获得成功，当然，野性叙述是有限度的，也是有力量的。什么是野性？如何理解野性？如何构成野性？如何满足人们的生命要求？恶性生命要求真的能够战胜审美性生命要求吗？这就涉及生命野性叙述的思想与艺术限度问题。在此，不妨借莫言的野性来进行评判，并真正解释我所理解的野性生命叙述的理想状态。在作家已获得显著成功之后，再来评价作家难得的历史透视感，这与发现这个作家时的惊喜相比，已经有着完全不同的批评视野。对于新起的作家而言，我们更关注作品本身的价值，而对于成功的作家而言，我们更关注他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或者说，更关注他的精神创造的意义。
莫言是野性的作家。每当人们讨论他的作品的神圣性时，他总喜欢重复当初的文学写作对于他这个小农民而言“只不过是为了能吃一口饱饭”，即通过写作来改变个人生活命运，并未承载过多的精神抱负，更不是自由的选择。莫言小说有着自己的独有的文化背景，说到底，就是不能离开生养他的土地。他始终抱着他最初成功的伟大信念，即表现东北高密乡人的粗野与勇敢，表现他们与日寇、德国鬼子斗争的生命历史，这是极其神圣的创作理想。对莫言小说的语言和思想乃至形象进行文化的批评，有助于界定莫言的价值和地位。莫言的早期野性叙述为何获得成功？他的晚期野性叙述为什么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意义何在？“性、肉体、残暴”，只有在什么范围内才有美感，才是文学应有的尺度？
在经济生活蓬勃发展的时代，文学已经步入了低潮，很少有人对真正的文学创作充满痴情与眷恋，只有一些胡作非为的势利之徒，操纵着文学，或者提供些骂人的热闹景象。在经历了文学创作的激情之后，在享受了读者的热情和欢呼之后，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也进入了生命的寂寞期。作家如何突破自己，或者说，如何更好地坚守文学，如何更好地解释作家，自然，成了理性的文学批评必须关注的问题。从小说批评意义上说，莫言留给了我们大量的文学读本，这些文学读本，有些是无聊的创作，有些则是激动人心的巨制。莫言的小说作品，至少有这样几部特别值得我们挂念，那就是《红高粱家族》（中篇小说集）、《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在小说评论中，要想全面地评价作家的创作，最好等他死后，对于活着的作家，批评家永远会感觉劳累，因为富有创造性的小说家，总能提供新内容和新文本。如果说，对作家的全面研究属于传记性研究或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那么，对代表性作品的研究则是对作家的创造力的研究，对作家的经典作品的关注。在小说批评实践与批评方法的选择上，自然，我必须提到这两种视角，正如前面所谈到的，王蒙代表的经典作家作品或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研究方向，杨义则代表小说史的全面系统研究。说到底，小说史的研究，只能是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研究，因为历史不可能完全还原，同时，作家的创作也不可能完全叙述。
因此，在小说批评中，我提倡专门的作家研究，但是，就小说批评实践而言，更应关注代表性作家或代表性作品的批评研究。只有这样的批评研究，才能表达小说批评的根本宗旨，因为系统的作家作品论更像是历史研究或传记研究，虽然它也需要突出代表性作品的地位。从代表性作品出发，必然可能曲解作家，这是无可回避的事，不过，只有代表性作品才能更好突出作家自己。莫言的代表作，基本上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小说形象叙述风格，即“野性、豪情、裸露、残酷”。莫言的创作，确实具有自己的野蛮性，这种野蛮性是从不收敛的，那么，我们的小说批评就可以从这一点出发加以深入讨论。自然，我们可以追溯莫言的小说代表作为什么崇拜野蛮、裸露、残酷和豪情？进而，还可以探讨莫言为什么会热衷于表现这些？同时，还可以追问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莫言创作的这种倾向？如果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了，也就达成了莫言小说的某种理解，应该说，“崇拜野蛮”，直接是由于生活本身的残酷性决定的。作家的艺术气质，决定了艺术家天生地对这种野蛮具有敏感性，因此，他只是真实地展示了历史生活的残酷与野蛮而已。当野蛮的力量无比强大时，人类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进入文明时代，因为与天地激烈抗争，与人激烈抗争，与生活激烈抗争，本来是不必要的，但是，政治经济生活的残酷，决定了人们必须采取这种野蛮的生活方式。
应该说，莫言的世界中肯定也有美好生活的回响，但是，莫言在这种野蛮的表现中获得了太大的成功，而且，获得了读者持久的喝彩。如果说，最初选择这种野蛮的形象叙述方式，是出自生命的敏感或生命的本能想象性记忆，那么，后来，他持续坚持这种野蛮的形象叙述方式，则是为了倔强地坚持或弥补自己的艺术风格与思想风格。他一定以为，只要坚持这种野蛮的形象叙述方式，才能成就真正的莫言，其实，艺术风格的对抗性与矛盾性，本来，应该承认艺术家的丰富性，结果，莫言为了坚持自己的风格被逼上了穷途末路，他除了重复自己，不断书写野蛮，好像不再有别的想法了。在关于他的小说评论中，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小说艺术创作中的特殊意义，也就是说，形象的野蛮叙述方式成就了莫言，也限制了莫言。
我们先应从成就莫言谈起，而且，这是最主要的，莫言的残酷形象叙述方式，揭示的是那个残酷时代的非人性，同时，通过历史记忆，显示日本人的非人性与中国人的原始而野性的勇敢。这就显示出他自己的矛盾性：当苦难的政治经济生活把人折磨得不像人时，人生已经变得恐怖。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毫无人性，原始的勇敢就是我们最高尚的生命激情与存在价值了！其实，在这个问题的背后，皆有根本性的问题。莫言并没有真正给予重视，那就是：谁造成了国民的巨大生活痛苦？自然，可以说是日本侵略者，可以说是自然灾害，但是，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从根本上说，国民生活的痛苦，是因为政治经济的黑暗造成的，是中国历史政治的最大困局，因为它限制了人民的自由，限制了人民的创造力。他们以政治经济的残忍手段阉割了人民的创造性力量与心底的自由豪情，所以，人民只能以这种苦难而坚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命豪情。莫言只愿意正视苦难与勇敢，却忽视了苦难的根源性研究，结果，莫言陷入了简单的生命豪情崇拜之中，其实，这种生命豪情能够证明什么？只能证明政治经济的残酷与人性生活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