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的叙事话语，崇尚简洁和机趣，话不在多，关键在于：“能否白描般地还原生活真实”。他的白描与鲁迅不同，鲁迅的白描之笔中处处有深意，处处有悲情，即使《朝花夕拾》中的诸篇什，虽有喜剧性色彩，也被他语言的总体悲剧色彩所冲淡。处处有悲情，处处即有愤激；处处有悲情，处处即有憎恨。鲁迅的白描之笔有切肤之痛，李庆西的白描要闲散冲淡得多，他笔下的人并不是激情澎湃的英雄，相反，是值得人欣赏的闲散者。他们不以人之是非为是非，不遵循世俗的生活价值准则，可能是社会边缘人，可能是社会闲人，也可能是多余的人。这些人，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们的生活有自足性，有生命趣味。社会轰轰烈烈与他无关，男男女女穿金戴银也与他无关，富人张灯结彩、趾高气扬亦与他无关。他们静静地满足于他们的生命趣味，满足于他们的喜爱之物，满足于他们的现实处境。你可以蔑视他，但是，他未尝不可蔑视你，你笑他可怜、无聊，他不在乎，其实，他也可笑你争名逐利、爱慕虚荣、假洋鬼子、伪善造作、心思重重。他活得轻松，你活得累；他活得真实自然，你活得装腔作势；他不在乎你骂，你却很在乎他说；他没有“根据地”，没有屋，你赖以生存的价值根基，他轻轻一点，大厦将倾。“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但真正的闲人怪人，从不笑人。你在他眼中是“无”，他怎么会在乎你的表演，你的仪容呢！李庆西就特别喜欢这些独立自在的人，喜欢这些独立自在的趣味，与他的批评不同，他小说中的人物尽是这些“闲散人”，没有崇高者，你只可羡艳，写不出。趣味决定了他的写作，生活取向决定了他的人生态度。
李庆西的这种生命趣味自有其文化渊源，在中国文化精神系列中，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老庄那里去。老子似乎太世故，什么都知道，语语道破玄机，《道德经》中超脱的气氛似乎冲淡了闲雅与朴拙。庄子则要真实得多，没有小家子气，只是欣赏无为的生命趣味，崇尚的人都有豪迈之气。无为之极，亦豪迈之极；自然之极，亦自由之极。《养生主》中的庖丁，一般不会把他想象成闲人，其实，闲人哪能悟透如此深刻的玄理！《盗跖》中的窃贼更谈不上闲散，庄子推崇的是真实，而不是虚伪。《大宗师》、《逍遥游》、《渔父》，等等，充溢着一股浩荡莽然之气。法治者与人治者过于强大了，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无为、自然而然不能成为通行的社会准则，相反，礼则成了社会的通行规则，因为不合“礼法”则难容于世。庄子的生命哲学行不通了，传道者从异域引来了佛，但佛的“无边威能和无边慈悲”也被压抑了，只剩下“一点禅”。道家与佛家走向了末路，生成了新形式“庄禅”。应该说，在《庄禅漫述》中，李泽厚“述庄”不到位，实因未能尽其大，而“述禅”亦不到位，实因未能畅其幽。“庄禅漫述”，在历史传承过程中被改造成了“小儒精神”，其实，“庄禅”是中国文人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人退守内心、圆通解脱的生命哲学。
他们难以施展个人的抱负，既不愿法治，又不愿人治，法治和人治皆有违他们的“本心”，于是，他们“遗世独立”，沉醉于酒，沉醉于器玩，沉醉于语言禅，沉醉于女色。尽了生命之本性，又能全身，干脆不与俗世为伍或不与俗世合作，因为在俗世中，他们无力回天或有才无用，于是，这勃发的才情便与田园、酒、女人、器玩、言语道断相契，演绎出无数的风流佳话，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一支血脉。智慧之极，必有禅趣之极，而禅趣之极，必有言语的神奇，所以，一部《世说新语》，一部“六朝怪谈”，一部魏晋玄学史成了中国文化的奇迹，嵇康、陶渊明、谢灵运是特殊的例外，而先秦之天道与大道在此沉沦。盛唐之世，佛归其大，禅归其小，而道归其大，玄归其小。佛道之世，把盛唐文化精神推到极点，足以与秦汉之世并提。宋元明清之世，为中国文化的末世和衰世，文人的风流趣事又起，晚明小品更是登峰造极。个人的灵性生活得到重视，个人智慧的灵性飞扬，为中国“阴性文化”精神谱写了续篇。蒲松龄的怪异对抗，既与这种晚明小品有内在的“存合处”，又与这种晚明小品有着根本的“决裂处”，在言语道断上有契合处，在叙事精神上则大异其趣。小人小事、书生奇遇全与妖魔鬼怪相关，这些妖魔鬼怪和虎豺狼豹，虽有凶险猛烈者，更多的是“离情与别恨”，因而，妖魔世界是极富人情，极富想象力的世界，至此，“庄禅文化”以民间文化为依托，获得了新的生机。“五四”以降，欧风美雨，西方自然主义精神与中国性灵文学的融合，开辟了中国自然主义文学或自由主义文学新风尚。小说家崇尚的自然，已带有神圣恩典的意趣，或者说有文化怀乡的韵律。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俞平伯等，把西方自然主义和中国性灵文学发挥到了极处，显示了中国人的幽玄的生命精神与自然天趣的性灵崇拜意向，后来，由于抗战烽火兴起，新中国万里红遍，这种性灵文学受到批判与压抑。从百年文学精神的复兴与沉沦而言，这股勃发之才情与幽闲静雅之趣，随着汪曾祺、林斤澜等乡土小说家的复出才掀起波澜，李庆西的文学话语方式与生命价值取向很快与之亲密无间。虽然李庆西有关新笔记小说的评论，把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韩少功列为一路，但真正合乎李庆西之生命趣味和审美取向的，实唯有汪曾祺和林斤澜。李庆西的新笔记小说创作，可以当得起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传人，他似乎与汪曾祺更贴近，例如，他关于汪曾祺的评论极为老到深刻，可以称得上“同情的共鸣”。难得的是，他对《受戒》集中的诸篇什之分析颇有会心。
例如：他对“陈小手”的分析就抓住了汪曾祺创作的禅机，李庆西与汪曾祺有其相似处，更有其不同之处。例如，李庆西与汪曾祺一样，非常关心日常生活中的边缘人物。汪曾祺关心的是旧人旧事，江苏高邮老家的生活与京都古城四合院的生活，因此，他的旧人旧事虽然离当代远了点，但人物的生命趣味分明有对自由的渴望，有对生活的适应，有对命运的承受力，更有对佛道生活境界的向往，这样，他的作品葆有健全的精神。汪曾祺小说中的这份感悟，是他以一生之经历，一生处于大波澜大变动时代的感受换来的智慧，写作的幸福。李庆西人在中年，却有这份心态，不能不说有些奇怪，联想到他立足文坛的成名作，其思绪，其志趣，皆远承古风，不能不让人对他心灵的聪慧和青年的老成表示叹服。如果李庆西是一位老人，他的这份情思可能更被人看重，因为青年时当以奋发有为立足，老年当归于“禅趣人生”，这是自然之道。李庆西青壮年时期就归于“禅趣”之途，不免令人有些惋惜，这注定了他不可能再去制作大气之作了。也好，他归于“禅趣”之途，毕竟不似老年人的通脱，其骨子里仍有青壮年人的盛气，这使他在写边缘人物时，仍能“触动着”现实的生活。与汪曾祺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幽默不全然是达观，不全然是通脱，其中有某种怪异在，有某种对怪异的自赏与自嘲在，更有调侃在，这使他在看什么事时不是过于认真。只要看一下他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不二法门》、《卡雷卡的最后四十分钟》，就可感觉到，李庆西有李庆西的生命趣味，他的小说创作有其怪异、古朴和禅趣，就是活生生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