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应当多元化，多种格调，多种情趣，多种光芒，多种生命方式，共同建构生命空间，满足人们广泛而又多重的需要，但是，散文必须以激情主导，而不能以幽情为主导，否则，阴性文化必然压倒阳性文化。中国文化的慧命和生命大气魄和豪杰精神，不是甜腻的精神，而是雄健有力，具有阳刚崇高之美的精神，因而，愈是在柔情似水的散文占主导的时代，愈应呼唤豪杰散文和英雄散文。在我看来，余秋雨终止散文写作，应该视作明智之举，因为一旦作家的激情衰退，才情抒发便会产生障碍。正如余秋雨所言：“在创作的实际过程中，永远需要轻快灵活，进退自如，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心态。”“要从容不迫地把握住自己心灵的音量，调停有度地发挥好自己的创造力。”“要如此，就必须减轻心灵的外部负载。”他进而指出：“艺术家本身要早于他人，构建健全的自由心境，奔向审美式人生。”“他在社会实践中长期谛视和品察客观必然性，终于获得了对它们的超越和战胜，于是，他要寻求审美方式，寻求心理适应，来作为这种超越和战胜的确证。”这可以视作余秋雨对写作心境和写作意义的诗性阐释。余秋雨散文的终笔，既出于写作的自觉，也出于自我超越的需要。
因此，我更愿意把这种封笔，视作余秋雨超越自我的必要休息。写作会累，写作会使人厌倦，写作会使人发生变异，写作，必须要有激情，要有大精神，大气力，大气概。古人讲究才气、养气与文气之间的真正贯通，我坚信生命之气与散文之气有着最内在转换和自由沟通的通道。没有大气力和真精神，没有强力意志和写作激情，最好放弃写作，因为一顺百顺，一通百通。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散播于字里行间，气中有傲骨，气中有节操，气中有雄力，气中有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余秋雨无法克服学者的习性，因为这种习性是长期养成的。喜静，好沉思，喜孤独，好美情，这种习性，使学者无法真正投身于动荡而又剧烈的现实生活和底层民众之间。仅仅获取一些书面信息进行散文创作是不够的，创作的原生态信息储蓄在民间，只有敢于冒险的散文作家，才能获得这种野蛮、粗犷而又沉雄博大的力量。学者生活，使余秋雨养成了某种安闲、快适和放纵，他深得生活之道，不会放弃这种优雅的生活而陷入生命的动荡之中，这就决定他不可能有深邃的激情和悲旷的抒情力量。真正的文学，是站着的文学，是雄壮的文学，是豪杰的文学，只有具备豪杰精神，才有大文学、大作品降临于世。形成风格，是作家的幸运，而构成风格形态的定势，则是作家无法超越的悲哀，长期陷于重复之中便会形成无情的悲哀，无法表达的思想悲哀。余秋雨散文的风格，可以概括如下：一是追寻散文的历史理性和生命力量。他的散文大多有历史事件作为背景，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构成他对生命进行反省的材料，因而，他那本原的生命体验，被历史精神体验所遮蔽。
由于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被遮蔽，看不到那真烈性情的生命本身，而是被活的生命对历史生命的悲悯所隔断，因此，怀古抒情，固然有力量，但本原的生命体验，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更为重要。在感叹历史生命的同时，绝不能遗忘原始的本原的生命感受，于是，余秋雨散文的视域有了局限性。二是追寻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这种语言骈散相间，极具抒情魅力，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的哲理，这种偏向于抒情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易于陷入“空洞的抒情”。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抒情，只能听到琴弦的颤动，而听不出生命的声音和意义。原本明快而又深邃尖锐有力的思想，因为这种空洞的抒情，而削弱了思想的意义，因而，在典雅的背后，余秋雨已意识到“思想的危机”。许多哲学家的文学话语可能没有余秋雨灵动，但其思想意义的锋芒，直指人心，这种风格更能大快人心，催人奋进。例如，李泽厚的《走我自己的路》，其中的一些散文，语言并不优美，但思想锋芒活灵活现，放射出奇美光彩，李泽厚这种散文风格，颇得鲁迅散文的风神，经久耐读。他的忧思和抒情，超越了语言和历史的限制，把那种深邃博大的感情表现在对特殊的历史事件的反思和关注中。他有关苦难的记忆，有特别的深醇的悲悯情怀，这是极为纯正的学者散文或思想者的散文，余秋雨的散文，恰好缺乏这种思想性的悲悯情怀。三是追寻思想的审美和谐和生命的感悟。学者散文易于和谐，和谐典雅的思想的演绎，往往要减弱作品的容量，每个学者皆会感到自身的思想危机。哲学家时刻置身于这种思想搏斗之中，而作家通常远离这种思想搏斗，远离思想战场，一味图解和演绎经典的思想命题，这就使散文缺乏某种穿透力和思想的敏锐性。学者散文，不仅要提供生命空间，意境，情绪，还必须提供新鲜的思想，这是学者散文得以新生的契机，因此，在理伤情时，我主张“情理合一”，在情伤理时，我仍主张“情理合一”，这是模糊而永远变动的审美尺度。
5.3.5在异质文化的底层体验中领悟生命的真理与艺术的责任
转向张承志，或者说，寻找文化的新的参照，对于理解学者散文，具体一点说，进一步理解余秋雨散文文化寻根的内在局限，具有相当的解释有效性。应该说，张承志散文与余秋雨散文，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前文，我已对余秋雨散文的精神特征作了基本的分析和评价。在这里，我想就张承志散文与余秋雨散文作一比较研究，以便对中国散文的叙事意趣和生命文化精神形成更加深入具体的认识。散文的浮华背后，其实，隐匿着历史的惰性和审美的浅薄，真正的生命精神和实践理性并未在散文中凸现，更不用说民族文化的根性和价值的超越意向在散文中缺失，因此，当代散文需要严肃的评判和理性的疏导。
从文化现象上说，当代散文呈现出两种基本格局：其一，个人生活之闲适情调的咏叹；其二，山川与名胜的历史文化沉思。这两种格局，在中国散文史上，可以找到相应的形态，概而言之，“五四”散文及其审美文化精神的复兴，显示了当代散文回归五四传统的精神旨趣，这就必然导致学者散文的升值。学者写散文有得天独厚之优势，中国散文史的名篇名作大多出自学者之手，尤其是现代散文之经典作品和现代经典散文作家大多是学者。学者创作散文，使散文具有沉甸甸的东西，这种沉甸甸的东西正是感性与理性交互辉映的产物。如果没有清醒、犀利、冷峻、透视的眼光，那么，散文中这种沉甸甸的东西有可能是历史材料的改装，而这一点正是学者散文优劣的分界线，这也是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张承志、贾平凹散文所显示的内在差异。
当代读者在接受学者散文时缺乏这种清醒的判断，大多遵从情感的取向和社会的时尚，因此，在考察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沈从文、张承志、贾平凹以至余秋雨的散文时，有关散文创作的批评必须涉及当代散文的审美错位。客观地说，读者在感情上易于接受贾平凹和余秋雨的散文，与张承志的散文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从理性的判断来说，这种审美价值取向应该倒转，只要试图以《文化苦旅》为诱导，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判别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张承志、贾平凹、余秋雨等作家的散文创作所具有的本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