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文学批评的审美意向性与话语意识的价值支撑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只有真正“相互理解”，才可能形成真正自由的文学批评。一般情况下，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推荐作品”的角色。西方文学批评家，有学院派和专栏派之分：“专栏派批评”以批评快捷著称，它直接决定作品的发行和时尚效果，因此，不少艺术家有新作品问世，总是关注当前的专栏批评。专栏批评家，有其精神独立性，即专栏评论家可以自由评价艺术作品而不必在意作家或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名声。新的作品发表了，有哪些好作品？这些作品好在哪里？这就是专栏派批评家的任务；作为时尚性的文学批评，永远面对着新的作品，似乎“新的就是好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文学批评，缺乏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态度，于是，不少专栏性批评，除了有一些时代性和新闻性特征以外，对于文学和文学史不起任何作用。在文学批评领域，确实存在大量的“无心化话语”，不少批评文本，常常在一两个月后就显得过时，同样，不少文学批评刊物，也因此变成明日黄花。学院派批评，则是相对严肃的，它需要在大量阅读和文学比较的意义上对文学作品形成自由的价值判断。时间是无情的，它只“淘选”那些优秀的东西，对于那些没有智慧的话语，总是要被无情地“淘洗掉”。文学批评工作者，应该严肃地反省这样的历史事实：“推荐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报刊专栏作家的工作，“文学批评工作者”，应该更为严肃地对待批评工作本身。因此，历史性地回顾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转换，无疑是值得重视的工作。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事实出发，可以看到，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转换，大致是在四种“文学批评话语”之间进行的，即“审美批评话语”、“思想批评话语”、“政治批评话语”和“文化批评话语”，这些“批评话语”，往往同时并存，只不过，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某一“批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而其他批评话语则退居次要地位，当然，在相对自由的时代，文学批评的这四类批评话语形态的多元并存，也是可能的，因为文学批评的话语意识，是批评家思想信念的自由选择与价值偏好的结果。
先看审美批评话语对文学作品的诗性理解。从比较意义上说，“审美批评话语”，是有关艺术本身的批评性话语，因为审美批评话语是以艺术为本体、以艺术为目的的批评话语，审美批评话语的发达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审美批评话语形成了两次高潮：一是20世纪初，审美批评话语的兴起带来了新文学的独特审美化追求。当时，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诗人、散文家、戏剧家和小说家，立足于西方现代文学立场，以西方审美批评话语引导和促进中国的新文学创作。胡适、吴宓、闻一多、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俞平伯、朱自清、徐志摩等，在审美批评话语方面，皆卓有建树。审美批评话语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欧美文学批评话语作为新批评的精神价值导向。这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立足于“审美主义”立场，根据中西文学的历史精神，创造性地提出若干有价值的审美批评观念。例如，周作人对希腊文学和明清小品文情有独钟，将希腊文学的自然浪漫主义精神加以阐释，提供给新文学以人文主义的精神视野，与此同时，对明清小品的创新性阐发，使新文学的审美情调得以加强。当时，古文派对白话文反对尤烈，如何写出优美动人而且具有审美韵味的白话作品，无疑，是对复古派和传统派的最好回答。这些先驱者们，确实写出了许多优美动人的白话作品。应该说，朱光潜在审美批评话语方面贡献最大，他评价陶渊明，评价古代诗歌，完全是审美化立场，而且，还创造性地引进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开辟了文艺心理学的新领域，直接激活了现代审美文化批评，所以，他的《诗论》，就是现代诗学中最具“审美批评话语力量”的一部作品。俞平伯的散文创作与批评，也是审美批评话语的具体实践，他的《红楼梦研究》，就是审美批评话语的范导性作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审美批评话语的主张者，除胡适、鲁迅和周作人之外，还少有批评家直接针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具体评论，他们立足于“审美批评”，重新评估中国古代作品，当时，批评家还未充分考察当代性作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时代政治原因，“五四”审美批评话语，未能得到真正自由的发展，它逐渐被思想批评话语和政治批评话语取代。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审美批评话语的复兴，导致人们重新探索人道与自由意义上的文学美感精神。因为文学创作自由了，文学出现了新的审美文化精神，它需要新的审美文化批评，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批评话语得以复兴。事实上，审美批评话语，对于文学创作具有指导性价值，也真正能够发掘和体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在审美批评方面，作家与批评家，较易达成和谐并能获得沟通。审美批评话语，基本上充分发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甚至，将作家的审美精神系统夸大了。审美批评话语，立足于艺术本身，先在诗学方面获得突破，后在小说叙事学方面显示实绩，客观地说，叙事学与美学的联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审美文化批评的重要收获。
再看思想性批评话语对文学作品的价值阐释。思想性批评话语，在“五四”时期，几乎与审美批评话语同时兴起，“五四”前后，在思想性批评话语方面，卓有成就的两位批评家是鲁迅和瞿秋白。鲁迅，最初为批评名家，后转向创作，他的《摩罗诗力说》等批评文章，至今仍是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范本；瞿秋白，则在文学的政治思想批评方面成就卓著，特别是有关鲁迅创作思想的解释，显得深入独到。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被公认为两大思想性评论家，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重视文学的思想革命性力量。鲁迅主要从俄罗斯文学思想出发，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评价成了思想性评论的典范，而且，他对茅盾《子夜》的评价也是划时代的断言，这是现代中国文学思想性评论的光辉篇章。鲁迅有关“左联”五烈士的思想评价和艺术评价，是思想性评论的典范，因为思想性评论以其深刻的认识见长。20世纪80年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代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思想性评论，也开始复兴，张志扬与刘小枫，可以说是思想性评论方面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张志扬，立足西方现当代艺术，特别是电影，把时代生活的体验与存在的内在呼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着肉身撕裂般的思想阵痛；刘小枫，则从浪漫派思想出发，对文学的宗教精神与古典精神进行了自由阐释，在他的批评中，始终闪烁出思想的火花。如果说，鲁迅与瞿秋白的思想性评论，重视思想启蒙及其社会价值的阐释。那么，张志扬和刘小枫的思想性评论，则更重视个人性体验和生命价值的阐释，他们关注现代性中的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处境，关注现代主义创作的精神世界，把个人的分裂式内心体验和现实生存原则结合在一起，很有思想性意义。这是时代精神的大转变，显示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独有的思想价值。
三看政治批评话语对文学作品的时代生活意义的政治理解。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政治批评话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五四”时期的政治性批评话语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确立的。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对此皆有巨大贡献，此后，一批革命者领导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把文学视作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批评话语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他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俄苏文学批评中直接汲取思想力量，在这方面，周扬、冯雪峰等显示出理论批评实绩，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无疑是政治批评话语的典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周扬、李希凡、陈涌等，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文艺批评，显示了政治批评话语的力量。他们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把文学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文学的时代性力量和革命性力量作了特殊强调，从而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巨大变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批评话语逐渐减弱其巨大力量，新的批评话语随之形成或复兴。或者说，政治批评话语，由一元走向多元，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批评，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