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诗人或哲人的歌唱或言说，并不是神秘的语言，相反，它们的歌唱和言说，经常采用孩子的语言。孩子因为真诚而言说，因为不知道恐怖或没有学会畏惧而自由地言说，因为直接与自然相亲近而自由地言说。孤独者的言说，经常是不入世的言说，是真诚自然的言说，它说出了每个人内心的渴望，每个人内心的期待，每个生命最强烈的冲动，每个生命最本能的需要。在《权力意志》中，尼采作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价值重估”，是带有怀疑论色彩的价值判断。人生在世，便生活在各种不同的价值规范之中，这种价值规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分体现了出来。每个人都是带有自我形成的价值规范与人相处的，这种价值规范，既有来自传统价值规范的一面，例如，本民族的礼教、信仰、道德伦理、社交礼俗，等等，又有来自个体生存需要的一面，例如，权利、关系、义务，等等，这些价值规范成了社会、民族、国家、团体立身处事的准则。只有符合这些价值规范，才会求得个体的安闲；一旦违背这些价值规范，就会受到各种制裁。任何价值规范的立足点似乎是为了每个人，而事实上，所有的价值规范都有所偏向。对于个人来说，价值规范是不平等的：相对一部分人来说，这些价值规范是他们自由的保证，相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这些价值规范可能是锁链。
正因为如此，需要进行价值重估，需要重建新的价值观念，需要打倒旧的价值原则，所以，每个时代皆需要真正的批判者，否定旧价值，重建新价值。尼采就是这样一位无情而有情的先驱者。他从小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规范，但很早就有着对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规范的本能反感，这种反抗和反感，是尼采寻求新的价值规范的动力。随着尼采对希腊文化的深入探究，他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即“希腊神话文化精神”。尼采认为，希腊文化体现了两种最基本的生命精神，即“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日神形象代表着理想和梦幻，这是人们不断奋进的基本动力，代表着人们对理想、美好、进步的追求。这种精神所形成的价值规范是：人必须有所梦幻，有所理想，有所追求，不能安闲于现实，而必须力图改变现实，不必受制于文化时尚、道德律的约束，而必须追求那种光荣的梦想。酒神形象则代表的是生命的自由与沉醉，生命的解放与欢腾，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规范，总是对世俗规范构成强大反抗。人不必受制外在的清规戒律而压抑生命的潜能和欲望，相反，个体的生命潜能和欲望必须在放纵状态中释放出来，为此，尼采把纵欲、春天、节日、暴力等视作酒神精神的自由体现。
尼采关注的是个体而不是社会，关注的是破坏而不是保卫，因此，个体在反规范、反文化、反偏见、反压抑中享受了个人身心放纵的自由。尼采的这种新的价值规范与他的强力哲学相关，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强者，不能遵守“奴隶的道德”，更不必压抑和约束自我意志。很难说，尼采的这些新的价值规范有利于新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但尼采的新价值观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性则是有目共睹的。尼采的思想在社会变动时期，成了一些反抗者精神信仰的思想依托，所以，尼采的思想中包含着进步性因素，又包含着危险性因素。对于善意的尼采学说的接受者来说，总是适度地以尼采精神来消解社会的惯性压迫，而对于残暴的尼采学说的信奉者而言，总是过分夸张强者哲学的意义，过分宣传摧毁奴隶道德的合法性，因此，在引进尼采价值判断原则时，保持必要的警惕是应该的。
尼采的价值重估的努力，与当时德国文化中普遍兴起的基督教文化批判思潮相关。诚然，传统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在黑暗的中世纪，确实极大地压抑了人的自由，剥夺了人的生命需要，因此，尼采的批判是合法而且合理的。尼采不仅把这种怀疑论立场用于分析基督教文化，而且把这种怀疑论立场用于解剖德国的民族性和文化艺术的内在精神，所以，他对瓦格纳的态度和对德国哲学和艺术的态度，在前后两个时期有着激烈的转变。在尼采看来，全部的基督教文化和德国文化根本不合乎他的人性理想，因而，他强烈地追求希腊文化精神，把返回希腊视作一件大事。像尼采这样富于怀疑论立场的诗人哲学家在展望新的人性、理想的同时，却不断吁求“返回希腊”，由此可见，他是把希腊文化精神看得高于一切的。对于尼采的新的价值观念和尼采所进行的价值重估的尝试，不可简单予以接受，应该接受的是尼采的这种怀疑论立场。
顾城的价值判断，就具有这种怀疑论立场。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顾城并未进行彻底的否定，他从怀疑论立场出发，看到了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弊端。盲从和轻信，是中国人的非价值实践的体现，人们缺乏自觉意义的价值实践，价值实践的理想目标，往往是来自他者，来自少数人。人们很少想到如何去实现个人的自由价值，或者把这种个人价值的实现仅仅理解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社会职业、社会地位、社会评价，皆以这种物欲的满足作为基本尺度，因而，不惜牺牲一切，只是为了达成最大限度地改变生存条件和物欲满足这一目标。在商业时代，人们运用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由于中国社会中权力、地位与个人的所谓幸福直接相关，因此，人们宁肯牺牲个人的暂时利益，不惜以盲从，不惜以时尚，不惜以奴隶的道德来规范自己，而很少扩展个体的自由价值理想，更不用说为了自由价值理想去战斗去拼搏。盲信、盲从，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作出巨大的牺牲，顾城则很早从基本的怀疑论立场出发，对中国社会的盲目和时尚进行怀疑，他很早就能够本质地透视中国社会的内在价值危机。
在他早期的诗歌艺术中，这种怀疑论立场就有所表现，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不同于时尚的纯粹诗歌。在顾城的诗歌创作繁盛时期，这种怀疑论立场使他的诗歌具有特殊价值。怀疑，是顾城诗歌的基本透视方式，他不是思想家，因此，他的怀疑不同于尼采，也不同于鲁迅，他无法对整个文化表示怀疑态度。他的怀疑是有限的，因为他的怀疑基于感性的领悟，而不是深刻的理性反思，这种感性的领悟使顾城诗歌有其独异的力量。《世界与我》和《颂歌世界》这两个大型组诗，就是顾城怀疑论立场的充分体现，此前，顾城写过一首《北方的孤独者之歌》，诗人一开始就自由地描述天地自然的颜色。他睁眼所看到的世界，是“可怖的铁色”，“一切都在骚乱”。在这样的时刻，孤独者唱着孤独的歌，在最后一段，诗人写道：“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混浊/人生就是这样透彻/闪电早已把天幕撕破/在山顶上/尽管唱歌，尽管唱歌/看乌云在哪里降落。”绝望中透出自信，孤独中展示出勇气和力量，顾城相信，孤独、怀疑、反抗，这是诗人应担当的宿命。如果说，顾城的《世界与我》这一组诗中的怀疑精神还带有乐观自信，那么，《颂歌世界》中的怀疑精神就已带有怪诞色调。在孤独中怀疑，在孤独中进行价值判断，新的价值观念是什么，顾城也陷于迷惘，他只是坚信：人的自由，人的觉醒，人的独立是新的价值观念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个体的自由，个体的价值，个体的解放是顾城所期待的，于是，他在怀疑论支配下为孤独者和人民歌唱。尽管顾城的价值准则还不太明确，但是，顾城与尼采的怀疑精神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