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新诗生命体验视野中，顾城的诗歌留给我极为重要的思考空间。是的，他的杀妻行为，毁灭了他作为诗人的不朽名声，但是，这个人在诗歌语言与思想上的成就，他的人格畸形以及对世界的期待与理解等问题，值得深度思考。他的诗歌和他作为诗人，是值得思考的，正因为有思考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杀妻行为而中断诗的解释，所以，在我的诗歌评论试验中，主要以他的诗歌作为范本而展开。当代中国诗歌一片迷茫，有许多问题因为意见不统一而没有得到真正的探讨，诗歌好像是衰落了，而且诗歌成了思想的负担，因此，如何重振诗歌，排除成见和意气，走出诗人的小圈子，是当前诗歌评论的必要选择。
诗人不能以一两首诗来判断，必须以“诗人的诗集”来做整体的判断。没有诗歌作品结集或没有诗歌作品系列，单纯凭一首两首诗，无法评价诗人的真正思想与艺术成就。诗歌评论，是为了深入地理解诗歌，为理解诗歌开辟道路，为了确证真正的诗歌而进行思想努力，为了从诗歌意义上理解存在、生命和世界确立自由的途径。诗歌评论，真正要呈现的还是评论家自己。诗歌必须以诗人的作品为基础，尊重诗人的生命历史与生命活动，但是，诗歌评论家不应以诗人作品的精神或形象还原为目的。批评家更多的必须是表达自己，表达自己对诗人与诗歌的理解，进入诗歌的内部。诗歌的精神还原，就是要回到诗歌的心灵理解中去。如果评论家只能对诗人的诗句进行还原式理解，只是对诗人的语言或意象意境进行纯粹的赞美，那么，诗人并不会真正尊重这样的批评。诗人会有诗歌的优越感，让批评家成为诗人的奴仆，此时，诗歌批评家必须显示出独立自由的思想尊严。真正的诗歌批评家，既能进入自由的世界之中，又能进入诗人的世界之中，或者说，通过诗人来理解生命，比诗人更深刻地把握诗人的命题。如果说，文学史家可能更多地陈述诗人的生平与诗人的作品，以诗人活动还原作为历史叙述的目的，那么，诗歌评论家必须在诗歌的自由想象中完成思想的升华。这就需要发现，或者说，评论家必须成为另一意义上的诗人，即不是主动选择诗歌表达思想，而是在诗人的牵引下自由地思想。诗歌评论家是在诗人的启发下再创造思想，或者说，在不显著的思想处给予人们最充分而强烈的思想启迪，当评论家的诗思与诗人的诗思相互激活时，诗歌的生命就会双倍强烈地发挥作用。
第二节孤独与忧伤：诗人的清醒探问及其语言的宁静之美
4.2.1诗人创作的传记认知与诗歌作品的价值确证
作为诗人的“顾城”和作为常人的“顾城”，皆给人怪异的感觉，这种怪异，最终以悲剧收场。当他举起斧头砍向自己的妻子时，他绝对是精神与肉体的暴徒。作为怪异现象的顾城诗歌，总是闪耀着天才的光辉；作为孤独的诗人，他的生活、他的创作、他的选择令人迷惘困惑。在后工业文化时代，无论是讨论顾城，还是讨论顾城诗歌，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评论界至今还不能对顾城诗歌进行恰当的评论，但是，随着人们视界的拓展，认识的深入，必定有对顾城诗歌的深刻评论出现。认识真正的诗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认识真正的诗和真正的诗人，不仅需要特殊的眼光，而且需要深刻的审美经验，更需要一定的思想天赋。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把顾城视作极具创造力的诗人，他不是那种“豪放的诗人”，然而，他的童心、孤独、怪异、灵思、欲望、魔性，具有特别的思考价值。尤为重要的是，顾城诗歌，隐喻着这一代人的生活命运、时代感受和生命困惑。作为诗歌批评的设问，还需要讨论：“顾城的诗歌是否值得批评？”或者说，“顾城是否是现代中国诗歌史上值得批评的诗人？”前一问题，比较好回答；后一问题，实在很难回答。问题在于，如果他不是现代中国诗歌史上最值得评价的诗人，那么，诗歌的批评解释往往很容易丧失真正的价值。
由于我对顾城持有欣赏而同情的立场，因而，对顾城的诗歌评价，就有了良好的思想开端。这种立场，既能对顾城诗歌进行比较深入和细致解读，又能对顾城诗歌形成某种独特的领悟和发挥。在评价顾城诗歌时，必须思索一代人的文化命运，担负一代人的文化反思与价值反思的任务。作为诗人的顾城已经终结了，他的作品，也形成了完满的系统。顾城的父亲顾工把顾城的全部诗歌，编辑成《顾城诗全编》，提供了可信而又完善的“文本”。随着研究的深入，顾城的诗歌佚文一直在结集，特别是早期诗歌不断被编辑出版，顾城的传记材料亦陆续编出，值得重视的是，赵毅衡编辑了顾城在海外创作发表的一些作品。应该说，顾城很善于保护自己的诗歌，或者说，他的亲人和朋友很好地保存了顾城诗歌，这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作为诗人的顾城，确实给20世纪的诗歌阐释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应该说，顾城诗歌提供了许多可解释的内容，特别是对苦难中国历史的现代反思，他的诗歌提供了叛逆与变态的样本，但是，从美丽中国生活理想意义上说，顾城诗歌显然不是合适的样板。顾城只活了短短的一生，他1956年出生，1993年自杀，在人世间存留了37年，从8岁开始写诗，他的一生，是“为了诗而活着”。从顾城诗歌作品系列来看，共有841首诗，1部诗体小说，20多篇诗论。如果把他的全部未刊诗歌手稿算在一起，他大约写了近2000首诗，包括他儿童时期的大量短歌。顾城已经证明：诗人必须以诗集的方式而活着，而不是以单首诗或诗选而活着，唯有在诗集中，才能完整地理解一位诗人。顾城诗歌的历史踪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历史时期从1964年到1978年，即8岁至22岁，这一时期，顾城一共创作了104首诗，这是顾城诗歌的探索时期，诗人的创作显示了向上的精神力量。顾城在北京度过了童年，随后，跟父亲流放到农村，牧猪牧羊，其后，学过木匠，做过糖工、油漆工、木工。他1963年入学，1969年离开学校，只上过六年小学，从此再未在学校学习过，北京古城的生活，对顾城后期诗歌有决定性影响。他幼年随家流放，促使他以怀疑而又早慧的眼光观察世界，体验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意义。虚弱的身体、聪慧的灵性、屈辱的体验、自然的风光、童心的想象、早熟的怀疑精神，使顾城早期诗歌色调斑斓，既有甜蜜的幻想、大自然的灵气，又有怪异的抽象、淡淡的忧伤。奇怪的是，他在句法上受到了当时的诗歌时尚之影响，但是，诗歌意象、诗歌意境和基本精神则显得灵异清新，顾城的不通世故与精通世故以至反抗世故，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顾城诗歌创作的第二历史时期，是从1979年到1985年。他的诗歌创作日趋老到成熟，与同时代的诗歌相比，顾城诗歌有着深刻的精神面貌。这一时期，顾城诗歌创作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诗艺上，皆与众不同。1979年，是顾城诗歌的转折期，他自由地把诗稿投寄当时的“地下”诗歌刊物，发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诗作《一代人》。他作为诗人被人认可，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他的探索性诗歌充满怀疑精神，富有思想性，显示出独特的精神气质，也给诗人带来了自信，最终由业余诗人转变成职业诗人。1980年，顾城待业在家，正式开始职业创作，《小诗六首》在《诗刊》上刊布，他与北岛、舒婷等一起，被人视之为“朦胧诗”代表，他们创作的新诗引发了当时文坛最激烈的争论。相对说来，顾城引人讥议和诟病最多；批判与争论愈激烈，顾城诗歌的影响也就愈大，这一年，对于顾城诗歌接受具有决定意义。随着他的诗名大振，他的诗作的发表更为自由，因而，顾城诗歌创作在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黄金时期。1985年，对于顾城来说，是思想转折时期，“朦胧诗”的思想特性和艺术形式已为人充分接受，青年诗人渴望更为自由而深刻的创作，因而，他更加锐意探索诗的形式。这一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诗歌群体，诗歌创作在中国获得了又一次狂欢和庆典。顾城一方面总结前期的诗歌经验，一方面试图更新诗歌理想，于是，带有总结性的组诗《颂歌世界》发表，标志着顾城的思想转折。
1986年至1988年，可以视作顾城诗歌创作的第三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顾城开始涉足隐秘的灵魂世界，更加强调那种隐秘而带有魔幻色彩的内心体验，此时，顾城诗歌带有特殊的怪味。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当代诗歌在膨胀式繁荣之后，走向了它的反面，开始萧条，人们已不再津津乐道这个那个诗派。1985年深圳诗歌大联展，预示了当代诗人分化的命运，此后10年，当代中国诗歌再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时代青年除了阅读海子的诗歌以外，对于其余的诗人很少有浓烈的兴致，大多数诗人开始转向散文和小说创作，写诗的已没有几位，《诗刊》老气横秋，已很少被中文系师生阅读。这一时期，人们谈论最热烈的，是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西方的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哲学、萨特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德里达哲学、结构主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占据了人们的思想领地。诗走向抽象，走向游戏，被人们抛弃了，时代已没有了诗意，诗人的语言运作激发不起人们的兴致，顾城也未能幸免于难。他的诗歌创作较前一时期明显减少，这一时期，他一共写了133首诗，其中，还包括组诗《布林》18首，《水银》48首。不过，诗人的特殊意绪和独立探索倾向，充分体现在《布林》和《水银》中。与前两个时期相比，顾城诗歌更少时尚性，相对说来，理解起来更加困难。顾城似乎也预见了诗在中国的命运，诗人在中国的命运，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顾城开始把眼光投向国外，1987年，他应邀出访欧洲，在德国、瑞典、英国、法国等国家讲学。1988年，顾城应奥克兰大学邀请，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该校聘为奥克兰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研究员，顾城从1989年开始便移居新西兰，定居激流岛。
顾城诗歌创作的第四个时期，以新西兰的激流岛的生活体验与故国首都北京城的童年记忆作为题材，显示了现实记忆与历史回忆共在的诗歌时空。作为诗人，他无力解决世界的矛盾；作为人，他试图实现自我的生存梦想。这一时期，顾城的精神陷入危机之中。对于祖国，顾城充满遥远的思念；对于异邦的现实生活，顾城一片迷惘。他渴望像隐士那样自由地隐居起来，与喧闹的世界隔开，然而，他必须生存下去。
他的情欲激荡、他的梦想驰骋与他的现实生存能力的匮乏，加剧了生存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家庭生活的动荡和戏剧化，顾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迷茫，置身于新西兰的激流岛，顾城的诗性体验、绘画意识和叙述兴趣，被前所未有的激活。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大批不可解，或者说，哑谜般索然无味的诗，其中，由52首诗构成的《城》，尤其晦涩难解。不过，他的激流岛画本，标志着顾城诗才与画才之间的沟通。
他的《英儿》，则充分体现诗与小说的内在统一，他的钢笔画，表达了线条与构图之间的神秘意趣。从1989年到1993年生命结束，可称之为顾城诗歌的流浪时期。第四期的诗歌创作，较前三期的诗歌创作，明显地表现出衰败和枯萎之势。作者的诗情更加隐蔽，甚至完全变得冷寂和抽象，诗人的想象变得诡秘，心性越来越不易理解，这一时期，顾城的创作，在另一方面，攀上了新的高峰，这便是《英儿》的完成和若干诗论的发表。《英儿》是一部诗体小说，其中包含着的浓郁的诗情，现实的绝望与宗教的理念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意义。
诗人找到这样的抒情方式，无疑是对他那抽象晦涩诗歌的救赎，同时，由于他比较深入地理解老子和庄子的自然哲学以及《红楼梦》的精神哲学，因而，他的创作获得思想的深刻蕴含。对于诗人来说，无疑是极其必要的，事实上，顾城也因此攀上了思想的据点，顾城的若干诗化文字和思想文字是在异国他乡讲学形成的，讲学逼迫和催促了他对汉语诗歌和中国思想的深刻反省。道家思想的探索，是他诗思的基本立场，顾城通过对老庄思想和《红楼梦》的精神解读，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诗歌哲学，对于这个世界，他既有诗的理解和感悟，也有思想的阐明和求证。他不仅与天地自然相感通，而且与古代哲人和诗家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因而，作为诗人，他完成了他的生命探索。作为诗人的顾城，其创作顺利地完成了精神转换，似乎不存在深刻的内心分裂，但是，作为现实的人，他在生存过程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分裂的痛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