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何其芳不同，陈涌是一位相当自信的意识形态批评家。他的内心不像何其芳那样敏感，他时刻展望着中国革命的历史与未来，对现代中国革命抱着乐观而盲从的态度，缺乏独立的政治反思性意识，更不可能对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错误更是置之不理。不过，在伟大的文学先驱和思想先驱鲁迅身上，他看到了文学的现实价值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化命运。他那种抗争的勇气和展望新时代的决断力，使他的意识形态批评极富时代政治论文的思辨色彩和理论激情。政治思想的思辨与革命生活的激情，在他的批评中获得了奇妙的统一。陈涌有关文学艺术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颇具时代政治思想风采，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家中，少数几位能够自觉地仿效俄罗斯苏联批评家进行中国文学批评的人。从他的批评风格中，你能感受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风采。他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时代理论视野，能使你感受到他的批评的政治思想锋芒。必须指出，陈涌对鲁迅创作的时代精神、革命价值的把握是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的，这可以说是他选对了对象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鲁迅作为一位文化伟人，毕生致力于中国专制文化的批判，注重刻画专制文化下承受着巨大牺牲的农民形象与知识分子形象，对专制的古代中国社会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否定，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出发，鲁迅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批判性探索，能够得到陈涌的充分肯定。从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意义上说，在“四代”鲁迅批评家中，陈涌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他是如此关注从政治学与阶级论角度对鲁迅的文学思想贡献进行价值阐释。
与何其芳不同，他并不就鲁迅创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作精细分析，而是时刻体会着鲁迅思想的激情，从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封建的角度深刻地把握鲁迅。与第一代鲁迅研究者瞿秋白和冯雪峰相比，陈涌更侧重对鲁迅思想的时代意义的阐释，他的批评，自然不可能像瞿秋白和冯雪峰那样对鲁迅有相知感、亲切感。与同时代的王瑶等相比，陈涌的思想更具意识形态理论风采，他不能像王瑶等批评家那样在中西文化的纵横比较中认识鲁迅在艺术上的伟大。与李希凡这一代批评家相比，陈涌的文学批评，更带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世界性眼光，很少把鲁迅与具体的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与刘再复、王富仁、杨义这一代文学批评家相比，陈涌的艺术观念和文艺解释思想则显得比较贫乏，但新一代鲁迅批评家远不能像陈涌那样自觉理解鲁迅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实践意义。陈涌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倾向性，始终坚持他自己的文艺原则，这是他在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因此，他与刘再复之间的思想论争也就不足为奇。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论争，与李希凡和俞平伯之间的论争颇相似，完全是这两种不同观念的较量，根本不存在简单的“此优彼劣”，只是争辩的双方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完全不同。如果批评依赖外力作用而显示其思想威力，不是依赖自身的思想而发挥作用，那么，对这样的文学批评应保持警惕。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较量，思想又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丰富，历史很难相似但往往又有其惊人的相似。
陈涌之后，在意识形态批评方面卓有成就的批评家是李希凡，他作为一位批评家，曾直接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欣赏李希凡，一方面与李希凡的批评勇气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李希凡的批评取向和批评话语相关。可以说，毛泽东关注的文学作品，就是李希凡文学批评的出发点，毛泽东对《红楼梦》、《水浒传》和鲁迅的发言，构成了李希凡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思想立足点。在山东大学读书的时候，李希凡和蓝翎就《红楼梦》问题向俞平伯的审美观点提出质疑。他先后出版了《题材·艺术·思想》、《红楼梦论辩》等批评文集，他的行文风格与毛泽东话语系统很有些近似，轻松舒展，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使在今天，重读李希凡的批评文章，仍然可以看出这位批评家所具有的历史时代的批评话语特点。从文学批评思潮意义上说，批评家属于他的时代，李希凡是他所属的时代最活跃的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代言人。人难免存在自我局限，重要的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批评家的思想能量。尽管陈涌和李希凡的批评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人们很难将他们的批评弃之不顾。
在特定时代，陈涌和李希凡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批评的力量，他们的批评充满了理论的激情。虽然用今天的尺度去评说他们，他们的批评不是自主型批评，但是，当他真诚地表达他虔信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时，又怎能说这不是自觉自主的？应该肯定，陈涌和李希凡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特别关注政治思想问题的分析，即使是人物形象分析也从未离开阶级论与革命论的思想视野，但是，与自由的审美主义批评确实保持着相当大的思想距离。他们让文学和文学批评更好地服务了时代政治，而不是为了生活现实的自由与真理探索。说到底，从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出发去理解文学，无论你从何种意识形态去理解文学，皆难免具有思想狭隘性，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应该从思想或哲学的附庸中走出来。批评家作为思想家的面目出现，或者说，让批评家作为艺术家出现，也许，这样的批评家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更能在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与历史的美学的批评中寻找到真正的平衡。
2.2.3在审美主义价值观与革命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中
观念的变革，对于成熟的思想头脑来说，不啻是暴风骤雨的侵袭，新的价值规范，在特定的时代，以其思想潮流，吸引人们的关注，总能使固有的价值规范失衡，甚至遭致毁灭性打击。何其芳、陈涌、李希凡这几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冲击，他们的批评声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皆暗哑了。他们不得不中止文学批评，停止了关于文学的独立判断，不过，政治命运并不能阻止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历史的错觉，也使他们学会了深刻地反省，但这种反省又受到历史的局限，无法形成根本性转换乃至反叛。他们只能进行有限性怀疑，把矛头和灾难指向邪恶势力，而对无产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则从未有过动摇，这就使他们的文学批评始终固守本有的立场。在他们的时代，西方文艺思想受到了简单批判，这使他们不可能与东西方古典文艺思想形成强有力的对话，更不可能与西方现代思想乃至后现代思想进行对话。观念上的根本冲突，在思想禁锢之后，比洪水猛兽更为可怕，因此，当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急切地与西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形成直接对话之后，陈涌、李希凡等批评家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严重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解放，有些让他们猝不及防，但毕竟是思想解放早期，他们所信守的价值观念和批评原则仍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因此，新文学时期，对于陈涌和李希凡来说，是生命的又一次复活。他们的批评在新时期又重放光彩，他们举起自己曾经举过的大旗，面对新时代，开展文学批评。遗憾的是，何其芳虽盼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但他的生命却走进了冬天，他在新时期不能有任何作为。陈涌和李希凡，则显得意气风发，重新拣起了鲁迅研究的论题。
陈涌接续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鲁迅研究，重新认识鲁迅，思考鲁迅，写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鲁迅研究论文，为复苏了的鲁迅研究领域增添了思想活力。事实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的《鲁迅论》，成了陈涌自身文学批评思想成熟之标志。李希凡则开始重写他的《呐喊与彷徨的艺术和思想》，取名《一个伟大先驱者的求索》，他的古典小说研究，特别是《水浒传》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先后出版了许多重要而系统的批评著作，那些过时的批评，重新以修订版的形式结集出版。作为意识形态批评家，陈涌和李希凡，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转折时期，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作为批评家，陈涌喜欢从思想与艺术二元论的立场对文学进行解读，相对说来，他更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正是从思想出发，在重新理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思想过程中，他对鲁迅的解释，视界更为博大。在巴黎举行的鲁迅研究世界大会上，他自觉地开掘出鲁迅思想的民族意义和世界意义，把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作了相当深刻的阐发，但他的批评毕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代表着特定时代的历史批评观念，存在自身思想与观念的局限性。他不可能取代新一代的思想探索，因而，他的批评观念在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开始受到中青年批评家的挑战。
1985年前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短暂的批评狂欢节，各种文学批评观念纷至沓来，新锐的批评意识与意识形态批评形成激烈较量。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开始了有系统的译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意识形态批评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在与李泽厚的思想交流中，刘再复提出了“文学主体性”观念，试图加强文学的“内部研究”。主体性思想的提出，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尽管这一观念源自于德国古典唯心论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理论，但是，移植到文学理论中，对于当时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作家的真正创造性、保证作家创作的真正自由，应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理论倾向，确有淡化意识形态批评的努力，陈涌对此提出批评，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评刘再复主体性文艺观的理论文章。老实说，陈涌是一位意识形态型的批评家，但并不是一位高明的理论家。他没有独立的哲学思想基础，缺乏深刻而又严密的逻辑推断，因而，他的理论与当时风行的思想探索精神相比，显得过于保守。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的缺陷，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往往是批评家代替了理论家。批评家作为理论家出现，往往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理论局限，由于缺乏理论的系统训练，批评家的思想往往尖锐明快而缺乏理性尊严，总会显示出逻辑与思想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