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要强调的是为何它会失败，这有几项原因：（1）新币既然钉住英镑，万一中国币贬值，英国自然要干预。也就是说，英国借着要替中国设计新的货币体系，进而掌控中国的货币管理权，甚至进而要掌控财政权。英国久掌中国海关税入，列强早已不满，中国更引为耻，如今趁机要更深入掌握命脉，反对之声必高。（2）中国的货币体制庞杂混乱，另立新币制所费甚高，除了高昂的行政费用之外，各省政府未必愿意配合，阻力甚大。（3）英政府不愿意贷款给中国政府进行币改。在评估利弊得失之后，清廷对赫德提议的态度冷淡，民间也因而无多大反应。朝廷的态度一方面是恐英人趁机深入，另一方面是怨英人不愿提供贷款，而不是中国对虚金制没兴趣。美国见此机会难得，愿意协助中国币改，也愿意提供资助，所以才有1904年的精琪提议。
1902年国际银价大跌时，中国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向美国求援，希望能协调各国共同稳定银价。美国正想扩张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希望银价稳定能有助于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美国国会在1903年指派三人委员会负责此事，精琪是其中的一员，负责研拟中国货币改革方案。他在1904年1月抵华，调查实况之后发表了《中国新货币体系备忘录》（Memoranda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定出中国银币与黄金的价格比例为32∶1（32两白银换1两黄金）。这项比例一旦固定，就算日后白银价格浮动起落，仍维持32∶1的比例。换句话说，对世界各国而言，中国的币值从此就和黄金有了固定的比值，就算银价下跌，在国际汇兑的计算上仍是32∶1。这样设计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免于银价下跌的心理恐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日后银价上涨（成为30∶1），而国内银金比例仍维持32∶1的话，中国币就吃亏了（被低估了）；反之亦然。精琪提案的始末，两国往来函电，中国大臣，驻外使节对此事的各种意见，此案的具体内容，各方的评议，精琪返美后的演说，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10-1203）有非常丰富的记载，从下列张之洞的驳斥中，也可略见双方歧见的旨要。
2.1.3反对意见
当时反对精琪者甚多，持议甚杂，以鄂督张之洞的意见最具代表性。精琪抵华后，积极与张约见，二月中旬双方会谈，但观点不合：
“精琪来华，将议定金银价值。约期晤谈，所言不合情势，驳之。”（《张文襄公年谱》，页181）同年八月十六日张写了一长篇《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63，页6-15），此文经《上海时报》转载后传诵一时，而朝廷对此折的回应却只有淡淡一句：“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页15）张所言甚厉：“臣二月间由京回鄂，精琪久已在汉口相候，约期晤谈，必欲一见。嗣经接晤两次，该洋员一切议论，诸多支离，臣层层驳诘，该洋员亦不能分条辨析，切实答复。……今臣阅其开送中国圜法条议及条议诠解、续送条议各篇，种种虚妄、种种患害，不禁为之寒心，敢敬为我皇太后、皇上披沥陈之。”张的论点明确，其说甚辩，以下摘要并略加评述：
第一是货币改革主导权的问题。“今查精琪条议为第一条言：中国设立圜法，其措置以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为准。……第十七条：正司泉官及各国代表人，准为中国政府提举整顿财政之事。迹其所云，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而又恐各国之议其后，故一则曰使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再则曰赔款国之代表人可以查看账目，三则曰各国代表人准有提举整顿中国财政之事，几视中国为各国公共之贸易场，而不复问主权之何属。其见好各国，蔑视中国，悍然不顾，乃至此极，实出情理之外。”此点颇能引起国人共鸣。
第二是银金比价的问题。精琪提议32∶1，其用意与功能已在上文略述，但张未必明白虚金制的精神，对32∶1之说甚异。“强定为准三十二换之金价，侈然谓铸头出息，可获二分厚之重利，冀以歆动中国。”如前所述，32∶1的设计用意，不是要替中国政府谋铸钱之厚利，而是日后国际银价若有起伏，中国银币的国际报价都维持在32∶1的汇率。目的在使中国对国际银价的波动，免于产生预期心理，并协助各界对中国币值具有信心；另一项目的，是定出中国币的国际标准价格。1904年时的国际银金比价为35.7∶1，张看到国际行情为35.7∶1，就想到若能依32∶1来偿付各国的赔款与债务，中国必然可省下大笔支出（每两黄金的债务可省下3.7两的白银），所以他说：“夫使所定三十二换之金价中外可以通行，中国即可以此价折算，兑付各国赔款，诚属两得其平之计。”
张明白没有这等美事：“乃精琪所定此项三十二换之银币，其限制只能在中国通行；而在外国卖票购金，则其价值须由正司泉官临时定夺。”所谓的临时定夺，就是依当时的国际汇率行事，而非32∶1。
张明白32∶1只是虚设，真正支付国际债务时32∶1根本没用。他把真正的利弊分析得很清楚：“至其续送条议，则明言此银币在本国支付款项，即作三十二换销用，若用银元付外国款项，则须按生银价销用，即四十换之谱等语。是其法不过使中国商民，以值市价四十换之金一两纳诸政府，勒令抵银三十二两。而外国持银三十二两，一入中国即可得金一两之用。及以中国之银抵付外国之金，则仍须以银四十两抵金一两。”简言之，32∶1的设定对洋人百利，对国人未见一利：
“无论求利太贪，立法太横，民必不遵，法必不行。即使强迫行之，亦惟罔内地商民之资财，以入之政府。而又括中国政府之利益，以倾泻于外洋而已。”
第三是新币制对国内可能产生的影响：“勒令民间以新币还旧债一节，尤为横暴无理。夫按新币硬抬之高价以还新债，恐虚头太多，势难持久。已患不能通行，况勒还旧债乎。此令一行，必致中国各省商民借贷绝路，追账倒账，抢夺斗争。各行商贾概行歇业，贫民固穷，富民亦穷，大乱立见。是不惟无二分之利，且恐有十分之害矣。”张的主张是不要采取空假的虚金本位，只要能确切地把银本位做好就很够了：“果能全国皆用银币出纳，一律开办，前廿年内铸数既多，余利亦成巨款。此乃国家权力应有之利，明白无欺之事，切实和平之办法，并不须用外人主持，亦不须行以罔民病民之政。”
他认为虚金本位根本不适合国情：“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尚参用生银银元，而内地土货无论巨细买卖，皆用铜钱积算。……合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铜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故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无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况精琪之议，并不自铸金币，徒虚悬一金价以抬新铸之银币。……盖无实之币，无实之票，必然壅滞不行，跌价私售。……国家必受大累，一旦立形不支，实属万分危险，尤不可轻于尝试。”张的具体建议是：“窃谓此时惟有先从银铜二币入手，求划一畅行之策，然后酌定银钱相准之价，每银一两限定值钱若干。……俟通国币制统归一律，银铜二币悉遵定价，生银之用渐废，服用糜金之禁渐行。……彼时体察情形，果需参用金币，再行斟酌试办，亦未为迟。”一个世纪之后重读此奏折，还能深切地感受到张对民间实情的了解，颇能洞察虚金制对国际收支和国内经济的利弊，要点俱在，甚有见地。
以上是张从货币与经济的角度，来看虚金制对中国的弊害。列强提议此制当然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张对这个面向的见解是：“若精琪之议，啖我以虚无铸头之利，而夺我实在财政之权，其计至毒、其害至显。”他对虚金制的可行性相当果决：“惟外人图揽中国财政者正复不一其人，即中国震于外国用金之说，剿袭附和，妄思尝试以徼大利者，故恐亦复不少。臣之此奏不仅为精琪一人，并不仅为金币一事，此后傥再有以行空票作金币之说进者，或外饵我以重利，实图揽我利权、绝我利源者，拟请敕下外务部、财政处、户部，开诚布公，正言驳拒，勿受其愚。”
当时和张同样持反对意见者不少，试举两例。一是总办江南商务局的刘世珩，他在精琪案提出时（二月）就发表了《银价驳议》，分成两部分：一是《中国圜法条议》，对精琪所提的十七条逐条驳斥；二是《中国新圜法条议批注》，对精琪所论的十章内容逐章批驳；最后还写了一项附录《通商进出相差与创设支兑金货为平准圜法之关系论》，用意在解说国际汇兑的基本原理。这两篇长文收录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60-1188）。他的写法是逐条、逐章的批评，论点详细明确。此文的知名度比不上张之洞奏折所引发的回响，原因有三：
（1）张的名气大，奏折文刊登在报章上，读者人数较多；（2）张的文笔简洁有力，要点俱在，很可能是把刘的论点消化纳入（张的奏折是八月呈的），把文章写得简要高超；（3）二月时精琪刚发表17条圜法，国内各界尚未作出响应，半年之后各方意见俱出，张的奏折以集大成的方式，代表了反对方的综合见解，引起相当的共鸣，也因而盖过刘的析论。其实刘的论点确切，唯稍冗长以致力道略弱。
在刘、张两文之间，还有苏松太道袁树勋所呈的《上海钱业商业对于精琪银价条议的意见》。此文发表在《南洋官报》（1904年6月），现收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194-1195）。这项短折的用意，是要表达上海钱业与商业对此案的反对意见，所诉求的立场和刘、张的宏观官方见解不同：“该董等老于商务，会计颇精，所陈各情，是否有当，理合具禀声覆。”袁的论点和张类似，但说法不同。第一，改用金币之害是：“至于豪家积赀，商贾转运，向皆用银，一旦骤然改用金币，金价更昂，银价必贱，受亏更为不浅。……若改用金币，诚于泰西各国洵称利便，于中国难免更受其亏，非但毫无裨益，反恐祸乱丛生。” 第二，对中国的汇兑收支未必有利：“若绳以日本因改用金币遂见富强之说，似非确论。闻日本改用金币，暗亏非细，印度受亏尤巨。……中国不比泰西各国，将来作伪多端，高低不一，其害更有不堪设想者，于国于民于商皆无益有弊耳，不如不改之为良也。” 第三，中国的货币与银行体系尚无行虚金制的实力：“国家若概用金币，必先整顿各省银价铜价相辅而行。……为今之计，改用金币，非先设国家银行不可，欲设国家银行，非有外洋伦敦、纽约、商埠之分行，与各国交通汇兑不可。”
2.1.4赞成意见
赞成虚金本位者有两项共同的特征，一是从“镑亏”的角度来陈述银本位之害：国际银价长贬，中国在国际收支、赔款、外债上所受的亏损过巨。二是这些人较具国际视野，或是驻外使节，或是办理洋务，或是关心国际世局对中国的影响者。前述赫德、精琪等人的提议，是在列强授意之下的作为，但在中国也有不少人向朝廷建议改采金本位，这些建议与朝廷的答复，收录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222-1249），举三例如下：
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在1903年9月26日“请改币制”（页1222-1229），朝廷对此项长奏议的朱批（10月26日）是：“财政处、户部知道。片并发。钦此。”户部在1904年（无月日）由尚书鹿传霖对此议简要响应，但只说明状况而无执行方案。1906年12月15日出使英国的大臣汪大燮上一折奏行用金币（页1229-1234），朝廷在1907年3月1日对这篇长折的回应是：“度支部议奏。钦此。”
度支部的响应相当用心，在1907年3月28日写了相当长的复议文（页1234-1241）；同年7月内阁各部院折也会议此案，建议“有必应照办者三，有难于照办者二，有宜详慎酌办者一”（页1241-1243）。到了宣统三年（1911）三月五日，出使美、墨、秘、古的大臣张荫棠，再度建议行用金本位制（页1243-1249），他的主要四项建议是：首定金银本位、确定金银比例价格、略定补助货（币）之限制、妥筹本位金之预备；此外他还拟了“新币制一览表”，详列主币、辅币、金银比价等具体规范。此时已是清朝最后一年，遂无下文。
综观上述几项主张行（虚）金本位制的建议，在出发点与具体建议上可以说是大同小异，但都无法落实的原因，除了第2.1.3节反对者所说的诸项意见外，还有一项根本性的原因：中国没有足够数量的黄金来改行虚金制。解决此障碍之道，是向列强借款改革币制，这种借款称为“币制借款”。记载币制借款的相关文献不少，可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页1204-1221）内见到一些原始文献。向外借款来改革币制之议，到了民国6年（1917）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时，也曾打算向日本求援，但未果，此事会在第2.3.3小节内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