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讨论梁对两项经济学说史的见解。第11.1节从梁对墨学的研究（《墨子学案》《子墨子学说》《先秦政治思想史》《墨经校释》），说明：他如何以“七个公例”（原则）来解说《墨子》的经济见解；他的诠释有哪些特点与缺失。虽然经济议题只是墨学的一环，但梁的内在逻辑和不时出现的过度演绎，都很值得商榷。第11.2节析论梁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1904，12：1-61），这是介绍西洋经济思想的长文，内容广泛，可议论之处较多，值得深入分析。
11.1墨子的经济见解
11.1.1主题界定
梁在《墨经校释》序页2说“启超幼而好墨”，引发他深入探究墨学的人，可能是《墨子闲诂》（1893）的作者孙诒让。梁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30）说：“此书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孙诒让）寄我一部，我才23岁耳（1895）。我生平治墨学及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梁日后自号“任公”，有一说是源自《墨经》的“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对“任”的解释，是“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罗检秋（1999：41），另见《墨子学案》第二自序]。
以上这些事迹，研究墨学的人士已都知晓。梁对墨学的长期关注与投入，以及因梁而引发近代墨学的复兴，罗检秋（1992）和黄克武（1996）已有周延的解说与分析。他们对墨学在梁的学术思想体系内之重要性，他如何主张运用墨学的精华来救亡图存，如何带动清末民初墨学研究的风气，以及胡适如何因梁的启发，转而日后在某些论述上甚至超越梁的成就，等等，这类相关的主题，都提供了确切的解析。这两篇文章所引用的书目相当广泛，读者很容易找到与上述题材相关的各类研究文献。
梁对墨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本小书内，依出版年序是：《子墨子学说》（1904，专集37）、《墨经校释》（1920，专集38）、《墨子学案》（1921，专集39）、《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专集50）。现存《墨子》50篇内包含多项主题（李渔叔，1976），与经济相关的议题分散多处，梁在《墨子学案》第3章内，以“七个公例”来解说“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页13-21）。这是梁对墨家经济学说作最系统解说的部分，在内容上已吸收了多年前在《子墨子学说》第2章（页18-24）所陈述的观点，并作了更条理化的析述。
他在《先秦》第11章“墨家思想（其二）”（页119-126），对墨子的“利”和“义”作了详细的诠释，但基本上未超出上述两章的范围，谈到经济见解的部分也较弱。他在《墨经校释》的《经说下之上》第31、32条（页71-72），对《墨子》的“价格”和“价值”的认知，也有不错的解释。整体而言，《墨子学案》第3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是理解梁对《墨子》经济见解的主体。以下诸节的内容，依照上述的顺序评述。
11.1.2墨子学案
梁的切入点很清楚：“经济学的原字Economy，本来的训诂，就是‘节用’。所以墨子的实利主义，拿《节用》做骨子，《节葬》不过《节用》之一端，《非乐》也从《节用》演绎出来，今综合这几篇来研究‘墨子经济学’的理论。”（页14）这段话中的Economy应译为“经济”（而非“经济学”），这也才能和以下几句的《节用》《节葬》《非乐》相对应；此段也说明梁的“墨子经济学”，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三篇的内容上。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墨子》内的经济论点大概只能称为“见解”，尚不构成体系，也还未到“思想”的层次。梁列举墨家经济见解的七个“公例”（原则），解说如下：
（1）“研究墨子的经济学，须先从消费方面起点。墨子讲消费，定出第一个公例是：‘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中》）。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度为标准。饮食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刑’（《节用中》）。衣服是‘冬以圉（御也）寒，夏以圉暑。’宫室是‘高足以辟（同“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墙高足以别男女’（《辞过》）。只要这样就彀了，若超过这限度，就叫做奢侈。墨子以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所以加他个罪名，说是‘暴夺人衣食之财’（《节用中》）。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页15）
这段话的解说清晰明白贴切，最后一句则大可商榷。《墨子》的原意可能是：在春秋战国资源有限的环境里，各人对经济物资的掌控能力不一，若有人奢侈，就会妨害他人的生存。相对地，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由于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源，他们享用的是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剥削了劳工应得的某些部分。资本家所“掠夺”的部分，不一定会“侵害别人的生存权”（想想美国和日本的状况）。所以墨家和马克思的说法，在时空背景上、在具体内容上都截然不同，梁对此说作了过度的比附。
（2）“讲到生产方面，墨子立出第二个公例是：‘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节用中》），‘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墨子以为生产一种物事，是要费资本费劳力的，那么就要问，费去的资本劳力能彀增加多少效用？所费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较，能否相抵而有余。……他的意思以为穿衣服的目的，不过取其能暖，穿绸比穿布并不加暖，所以制绸事业就是‘加费不加利于民’。墨子非乐的主张，就是从这个公例衍生出来。他说：音乐是‘加费不加利于民’的事，所以要反对他。墨子以为总要严守这个公例，将生产力用到有用的地方，才合生产真意义。所以他说把那些阔人所嗜好的‘珠玉鸟兽犬马’去掉了，挪来添补‘衣裳宫室甲盾舟车之数’，立刻可以增加几倍（《节用上》）。……墨子更把这种观念扩充出去，以中用不中用为应做不应做的标准。凡评论一种事业一种学问，都先问一句‘有什么用处’。这是墨学道德标准的根本义，若回答不出个‘什么用处来’，那么，千千万万人说是好的事，墨子也要排斥的。”（页14-15）梁的解说很清楚，用现代的经济学语言重述这个公例，就是：要合乎成本/效益法则；最低满足法则，避免资源作非生产性运用；主张社会资源的公平运用，不使少数人有奢侈的“珠玉鸟兽犬马”。
（3）“墨子这种经济思想，自然是以劳力为本位，所以‘劳作神圣’为墨子唯一的信条。他于是创出第三公例，是‘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非乐上》）。墨子说，人……一定要‘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智’，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人都要‘分事’。什么叫做分事呢？就是各人自己分内的职业。”（以上节译《非乐上》篇原文，页16）其实这也算不上是个“公例”，最多只是个“信条”，主张有生产能力的人都必须要自力更生。虽然未谈到如何救济残障失能者，但此处的文义应专指有生产能力者。
（4） 第四个公例，其实就是分工原则。“墨子于是感觉有分劳的必要，又创出第四个公例，说道：‘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墨子设一个譬喻，说道：‘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同“掀”），然后墙可成也。’（《耕柱》）……无论是筋力劳作，或是脑力劳作，只要尽本分去做，都是可敬重的。”（页16）蚂蚁和蜜蜂的分工是自然界的本能，人类社会的分工在古今中外各种文明里也都存在，这是一件具体明白的事，谈不上是个“公例”。斯密在《国富论》首章论分工，之所以受学界重视，是因为他以实例确切说明分工对制造业生产力的惊人效果，以及如何可由此有效地增加国富。墨家的说法相对地单纯，梁在1921年的解说也未见深刻之处。
（5）“在这种劳力本位的经济学说底下，自然是把时间看得很贵重。墨子是又创出第五个公例，说道：‘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七患》）‘光阴即金钱’这句格言，墨子是看得最认真的，他所以反对音乐，就因为这个原故。他说那些‘王公大人’们日日听音乐，还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吗？……所以断定音乐是‘废国家之从事’（《非乐上》）。……他反对久丧，也是因为这个原故。……这样，人生在世几十年，服丧的日子倒占了大半，还有什么时候去做工呢？而且服丧的时候，做成许多假面孔，‘相率强不食以为饥，薄衣而为寒’，‘扶而能起杖而能行’，闹到‘……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健强’，这不是于卫生大有妨碍吗？这不是减削全社会的劳力吗？所以断定‘久丧为久禁从事’（《节葬下》）。”（页16-17）儒家主张的理想服丧期未免过长，所以墨家的节葬观是有意义的说法。墨家的非乐论，梁在他处另有申论，在此只是要说明“乐”和“服丧”这类的事，是属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应该禁止或降到最低程度。
（6）梁认为主张人口增殖，是墨家经济见解的第六个公例：“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梁说：“墨子的人口论，和玛尔梭士的人口论，正相反。玛尔梭士愁的是人多，墨子愁的人少。人少确是当时的通患。……墨子对于这问题， 第一主张早婚，……第二是反对蓄妾。这些主张，都是以增加人口为增加劳力的手段，所以看得很郑重。反对久丧，也是为这个原故，因为儒家丧礼，禁男女同栖，服丧时候很多，于人口繁殖自有妨碍。……这都是注重人口问题的议论，虽然见解有些幼稚，但在当日也算救时良药了。”（页17）不同的社会各自有特殊的环境与条件，墨家的人口增殖论自有其背景与需要，梁既然能同情地理解，不知为何又觉得“见解有些幼稚”？
（7）最后一个公例，是经济分配的原则：“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尚同上》）梁对这个原则的解说是：“自己的劳力和光阴，做完了自己分内的事业，还有余剩，拿去帮别人做，这就是‘余力相劳’。自己的资财，维持自己一身和家族的生活，还有余剩，拿去分给别人，这就是‘余财相分’。这两句话《墨子》书中讲得最多（《天志篇》《辞过篇》《兼爱篇》皆有），其实只是‘交相利’三个字的解释。《节葬篇》说‘疾从事焉，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意义更为明了。……相劳，就是孔子讲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余财相分，就是孔子讲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藏诸己’（《礼记·礼运》）。两圣人的经济学说，同归宿到这一点。质而言之，都是梦想一种完全互助的社会。”（页18）梁把墨家主张社会的互助，和《礼运篇》的大同世界理想比附在一起，未免言之过度。以墨家一向对儒家批评的态度来看，说不定墨者还要反对梁的这种说法。虽然在某些片断文字上，梁可以在儒墨之间找到共同的意思，但双方在基本态度上的差异，也不可因而模糊掉。
接下来梁所作的比附，就更谬以千里了：“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从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彀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个幻想家了。”（页18）
若墨子棺中复起，实地见了俄国在1917年革命之后的集体农场，不知有何切身的感想？梁把墨家的理想，和《礼运篇》的大同世界比附在一起，又和俄国的集体农场比附相通，那么在逻辑上是否可以说，礼运大同的理想和集体农场的做法也是相通的呢？用这种方式诠释墨家的经济见解，未免欠缺思量。再说，在1906-1907年，梁在《新民丛报》上和革命党所办的《民报》，对中国日后是否该采社会主义经济路线，以及土地是否应该国有化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辩。
以梁当时对这两条路线坚决否定的立场，不知为何他在1921年写《墨子学案》时，竟然把他积极主张用来救中国的墨学，和“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比附在一起？[参见黄克武（1996：77、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