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2立场与倾向
梁对荆公的评价有两概要点，一是高度赞赏称颂：“……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二是极力洗冤辩诬：“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页1）这种无保留或甚至过度美誉的倾向，在此书首章的首段内表现得淋漓尽致：“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认为历史对荆公的评价不够客观，这有两大原因，一是国民的见识与心胸不够开阔，二是正史对荆公的立场偏颇。“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祐、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见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璞之霾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页1-2）
正史的评价更让梁辞激而长：“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页2）他认为有几位知名学者的评价是“空谷之足音”，而且他们的言论也“可以取信于天下”。
首先是陆象山（九渊）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的严论：“新法之议，举朝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佥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廷，又岂善学前辈者哉？……其庙貌不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页2-3）
梁接着引述颜习斋（元）的《宋史评》：“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战栗，于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雠，而韩、富、司马等皆当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有七：……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页3）
梁引述的第三位，是《王荆公年谱考略》作者蔡上翔在“自序”里的观点：“惟世之论公者则不然，公之没去今七百余年，其始肆为诋毁者，多出于私书，既而采私书为正史，此外事实愈增，欲辨尤难。……及夫元祐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神宗实录》，……则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由元至明中叶，……后则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余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与言史事乎哉！”（页4-5）
引述三位“可信证人”的证词之后，梁意犹未尽，博征广引地又写了三大页（页5-8）批评《宋史》的可议之处：“《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页5）
以上种种言论，都是要证明《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作为以下诸章替荆公洗冤之准备。但读者心知北宋党争时双方无所不用其极，梁下笔时既然心中已有特定目的，自然倾向另一极端的证据与说辞；采取这种立场所写的《王荆公》，当可预知其推理与结论。
梁到底有哪些新论点或佐证呢？或纯是在做无底线、无条件的护卫呢？这样的评传，有深刻长远的价值吗？恐怕有限。以下先举一例，以说明梁的立论甚有可议之处。
梁对荆公的理财观作了两项诠释，一是国家主导经济说，二是把荆公的作为，比附于20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先看前者：“荆公之意，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悴者，由国民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也；国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从事生产者，由豪富之兼并也。……于是殚精竭虑求所以拯救，其道莫急于摧抑兼并，而能摧抑兼并者谁乎？则国家而已。荆公欲举财权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均诸全国之民，使各有所借以从事于生产。……其青苗均输市易诸法，皆本此意也。”（页64）这一点是在说明特色，不具争辩性。
众所周知，梁一向不赞同社会主义。但他一方面说荆公是“国史之光”，另一方面却又说荆公的作为类似社会主义。他要如何协调这两个立场呢？“此义也，近数十年来乃大盛于欧、美两洲，命之曰社会主义，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为大资本家、为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诚如公所谓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者也。……夫以欧、美今且犹未能致者，而荆公乃欲于数百年前之中国致之，其何能淑？……夫以彼都所倡社会主义者，行之于立宪政体确立之后犹以为难，而况在专制之时代乎？本意欲以摧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魁，则民何愬焉！……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虽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良以此也。”（页64-65）读者至此必有一疑：既然荆公的政策“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啬”，那为何梁又说他是“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页1）呢？以上是梁从宏观的角度，来评论荆公的立场与整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