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革命自我”为发展动力，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使其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真正地做到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社会主义，其发展史如果从莫尔的《乌托邦》（1516）算起，已有近500年的历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也需要改革。1890年，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就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以后也曾经警告道：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革命者最大甚至唯一的危险，就是把‘革命’奉为神明，必须把改革及时提上日程。但是，列宁死后，苏联便走上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一方面，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一味强调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拒绝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只准对它进行某种程度的完善和修补，而不容许进行任何的实质性改革，社会主义只是革资本主义命的，忽视了“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在当时，任何背离苏联模式的改革都会被视为偏离社会主义轨迹，就会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受到干涉和打击，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1968年斯洛伐克的激进改革，被苏联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义武装扼杀了。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东国家发展从整体上陷入困境，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积怨甚深。而西欧资本主义则正在经历战后的和平发展时期，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从而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戈尔巴乔夫上台时，首先便把苏联模式的改革问题提上日程，可是他并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大转苏联的风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完全偏离了，最终在“人、道德、民主的社会主义”转向中掏空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曾经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和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与过去根本不同，是一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适应是主要方面的。因此，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加以解决。
毫无疑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为用改革的方法解决社会制度的缺陷“革自己的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依据。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并没有坚持这一观点，而是采取“兴无灭资”、“斗私批修”、“继续革命”、“一大二公三纯”措施，将践行改革的任务留给了后人。
经过30年的长期探索，在吸收与借鉴苏联斯大林模式给我们所提供的经验基础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改革。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就是要打破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机制，尤其是冲破传统经济、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障碍，以便从体制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也是一场“革我们自己的命”的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和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是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基本前提，又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进行实质性的触动，而不是巴尔戈乔夫式的“资本主义化”、“自由化”的社会“变节”，也不是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者所进行的修修补补，是在维护稳定下的科学革新，是有步骤的渐变过程，而不是“一刀切”，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是一项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得到人民拥护支持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一项背离人民、失去民心的“败家工程”。同时我们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还提倡创新，通过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等等一系列的创新，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五、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发展视野，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崛起之路，谋求世界性的和谐“底色”，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普惠共赢、多彩和谐的新世界，真正地做到共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详细地阐述和平共处的思想，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很短的时期，“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列宁根据对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发生，在世界上将会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局面。而在这个过渡期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国际原则既是社会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抉择。此外，他们还强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以革命输出的方式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在处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也必须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列宁就曾对1920年苏维埃俄国追赶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并想以此促成波兰革命胜利这一“善良”愿望和行动，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这是愚蠢的。
斯大林执政后，苏联对外关系便从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转向冷战对峙，甚至准备进行热战对抗。同时，苏联还立足于领导世界革命，要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可以这样说，斯大林上台以后，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在“世界革命”的目标掩护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斯大林在30年代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不是遥远的事情，并把对苏联的态度看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在世界范围内大搞“革命输出”，其实输出的主要是“苏联模式”。二战后，苏联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与美国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与争夺，在与美国的争长竞短中苏联最终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毛泽东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方针便是将苏联和美国一并看作霸权主义的象征与代表，后来鉴于美苏争霸出现苏攻美守的态势，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联合日本、欧洲、美国等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本来，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社会主义的好经验自然会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可是苏联非要将自己的实践经验神圣化、普遍化，并强加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之风，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成是苏联的附属，在党际关系上则是“父子党”关系，各国共产党是处于被苏共领导的“子党”地位。
后来大搞扩张主义，加紧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