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个公式：个别—一般—个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一般（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个别（各种具体实践）的辩证矛盾运动过程。在毛泽东概括的“个别—一般—个别”的公式中，第一个“个别”是指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个别的实践活动；“一般”是指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个别实践活动而总结出的一般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初步结晶。第二个“个别”是指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个别实践活动，以充实和发展已形成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这个辩证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第三个公式：群众—领导—群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有机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辩证统一。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实现这个统一的公式：群众—领导—群众，并具体论述了这个公式的内容：“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变成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重要的任务。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相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真心诚意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中来，关键是要使他们真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革命的真理，而革命代表着他们的切身利益。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创造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人民利益紧密结合的丰富经验，这就是切实把维护和争取人民利益贯彻到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行动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按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制定和实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例如，民主革命时期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的合作化政策，改革开放时期实行的联产承包政策，新时期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使广大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自己的根本利益，真心相信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从而起到了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历史作用。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通俗化，转化为能够为群众所理解的简明浅显的道理，变成同革命和建设实践密切相关的道理，这是向人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在革命时期产生的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通俗理论形式，以“白毛女”为代表的群众文艺形式，都曾起到了极具震撼力的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效果。在党的十七大上，党中央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更好地解决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课题。用同群众的实践相联系的通俗道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把这两方面密切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从群众中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了解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把握群众利益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将群众的要求和智慧化为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群众中贯彻、检验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集中体现着一个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即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动力、实践的主体、智慧的源泉，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作党为之奋斗的宗旨和目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须落脚在中国人民这个实践的主体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途径，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程度的标志。
三、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
人民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掌握，有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形成和成熟也势必要经过一个由少数进步精英群体逐步向广大群众转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有能力引导和带领人民大众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又是促成这种转化得以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毫无疑问地成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责任及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而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根本组织保障。
（一）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实现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表明，一项事业的成功和发展，必须有一个政党的领导，必须有一个以伟大人物为核心的政党的领导集体，没有一个以伟大人物为核心的政党的领导集体的领导，将一事无成。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遵义会议产生的成熟的稳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其后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成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演绎为党的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全党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科学地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又指导着新的实践，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89年6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总起来看，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尚未形成成熟的比较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至于错误路线一度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犯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党以及人民军队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尽管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但就全党来说，还没有真正走上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在曲折中艰难前行。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和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安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从遵义会议开始，又经过十年努力，到党的七大，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党的领导更加成熟，党的力量成倍壮大，党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革命的核心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成了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核心力量，经过全党努力，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较长时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破坏，使中国国内政治生活极度混乱，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在中国紧要关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拨正了社会主义的航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在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情况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临危受命，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根据时代变化，总结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共十六大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向了更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稳定的领导集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建者、实践者和承担者。归纳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全党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就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党的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精神实质，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为全党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纵观党的历史，无论是面对一些同志的悲观失望，还是面对一些同志的教条主义倾向，无论是在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期，在革命和建设的紧要关头，党的领袖们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未动摇，使党的指导思想最终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领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旗手”和“舵手”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2.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党的领袖们坚持反对主观主义，在历史转折关头总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确立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始终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革命时期毛泽东大胆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思考，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确立起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并把它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早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引领，为后继者发展完善党的思想路线指明了方向；改革时期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强调解放思想，把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教条中、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引领改革开放实践步入正确轨道的指路明灯；世纪之交，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丰富和拓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回应了时代剧变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要求求真务实，把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到更加注重内涵建设的新水平。党的思想路线的与时俱进，不仅是党的思想建设的工程，同时也是革命、建设和改革能够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保证与保障。回顾党的领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从不同的方面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确立、遵循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