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技术人员不受重视，首长破坏制度自居特殊
卫生部门集中了许多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可是从与会者的发言中看来，在卫生厅和它的直属单位中，不尊重、不信任技术人员的宗派情绪还是比较普遍的。省防疫站技师刘为经说，他们站里所有的站长、科长都是党员干部，去年大胆提拔干部，被提为科长、副科长的仍然是党员干部。但是这些党员科长当中没有一个能够领导全科的业务，实际上科里的技术工作是由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掌握的。他说，如果为搞好工作着想，为什么不把一些有能力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提拔起来担任业务科长呢？这里面是不是宗派主义情绪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严重。他说，厅里的重大会议如办公会议、厅务会议，从来不吸收技术人员参加，结果会议所通过的指示、办法，往往行不通。毛凤瑞还说，自从1953年以后，厅里较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减少了，有一年就清洗了七八个技术人员，清洗的原因没有向大家交代，说清洗就清洗，几分钟里就把他们赶出去，态度十分粗暴。省防疫站技师刘为经说，有些党员领导同志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已打上旧社会的烙印，因此很难信任；其实，知识分子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
浙江中医院内科主治医师马逢顺尖锐地批评了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卫生厅长李蓝炎曾下命令，要他们内科病房接收一个患伤寒病的某首长的儿子，破坏医院对传染病必须隔离的制度。她认为省里规定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可以凭“红卡”上医院随到随诊，并且可以任意指定医师看病，这是妨碍医院制度和医师工作的。他说，这种助长特权思想的制度，应该考虑取消。
请求调拨图书没有下文，医师无处办公无处休息
有些卫生单位的党组织对高级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生活上缺少关怀和帮助，也压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省防疫站技师秦立凡说：去年他在浙江卫生实验院工作时，在卫生厅图书室看到一批较有参考价值的图书，放着没人看，他便要求卫生厅调拨二十本给实验院；不料卫生厅竟索价两百元，大大超出旧书摊的书价，他请示了实验院领导后，认为价钱太贵，只买下三本书。后来他调到省防疫站工作，又建议站领导向卫生厅请求调拨这批书，至今仍无下文。他说，卫生厅为什么宁可让这批图书放在那边睡觉，而不愿调拨出来让它发挥作用呢？浙江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徐纪法、内科主治医师马逢顺发言中都提到，浙江中医院没有病历讨论室，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没有办公室，医师们离开了门诊室、病房，就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不能讨论工作，不能抓紧时间看书。其实医院里空房间多的很，但是几次向院领导上要求，始终没有解决问题。浙江卫生实验院研究员周海日要求领导上帮助他们解决房子问题，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他说，他们院里现在租用的民房，夏天温度可达一百多度，冬天可降到零下，影响卫生实验工作的进行。浙江卫生实验院副研究员胡旭庚说，省领导上对科学研究工作要求太急，今天布置了科学研究的任务，明天就想得出结论。这种主观主义的做法，对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是十分有害的。
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共卫生厅党组负责人李圣泉最后说，大家所提的批评，大都是中肯的。他表示今后要继续举行这样的座谈会，发动党外人士大“放”大“鸣”，大胆揭发卫生工作中的矛盾，帮助党整风。（项孔言）
《浙江日报》，1957年5月20日
第一步
——九位助教在农业劳动战线上
在浙江农学院农场吃过中饭，我抓住饭后休息时间到农场的工人宿舍去访问助教李晓春、王拱辰。他们住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和他们同来的七个男助教，就和农业工人一起住在工人宿舍里。他们九个人是全省高等学校教师中脱离教学岗位，长期参加农业劳动的第一批。
“经过一个半月来的劳动实践，我觉得农业生产虽然艰苦，但是收获很大。”李晓春一开头就这样自豪地告诉我。
事情正是这样。分配在作物队水稻组的丁元村，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他一到农场，看到农业工人们在刈稻，就跳到田里动起手来，可是刈不多久，手上起了血泡，腰骨也不听话了。这样坚持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满身酸痛，翻身也不灵了，第二天两条大腿蹲下来就发疼。农业工人同志照顾他，要给他调工做做。丁元树坚决不肯，他说：“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也脱胎换骨，碰到困难就退缩，怎么成！”说也奇怪，他一连坚持了几天，腰酸背痛的情况消失了、手上的血泡平了下去，体力也强起来了。李晓春是作物队棉麻组的，他的第一次劳动是种蚕豆，这件轻松的劳动也使她腰酸背痛了好几天。但是当地跨越了第一个高度以后，各种各样的劳动就强烈地吸引着她。她学会了剥麻、拣棉花、浇粪、削草，也练习了耕田、拉塌车。怪不得她的“上司”——副队长、老农业工人徐松林一再向我称赞：这个姑娘可了不起！几年以后准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农业工人。我去访问的那天，分配在作物队植物保护组的沈守江，正和农业工人同志一起在菜园里熟练地浇粪，如果不是队长介绍，我还分辨不出他是一个新的农业工人呢！
助教们谈起参加劳动以后的收获，都连声说：“到这里来以后，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理论都变活了。”分配在蚕桑组的汪定芳谈了这么一件事；他在课本上读到，掘栽桑穴时，要把上下两层泥土对调，这样可以促进桑苗发育。当他看到农业工人同志掘栽桑穴时没有这样做，就大胆地把问题提出来。农业工人同志告诉他，书上讲的不错，不过我们这块桑园已进耕了，上下层的土地已经翻过一遍，就用不到再做那套手续了。汪定芳说：“没有经过实践，学的理论很难融会贯通，在实际工作中就不免要闹笑话。”
一个半月来，这些小伙子收获实在不小，可是他们还是嫌劳动和生活不够艰苦，他们听说学校里这几天正在讨论紧缩机构，下放人员的问题，他们也向组织上提出了下乡上山的要求。他们把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生产劳动、锻炼改造自己视为最大的幸福。祝福他们：在培养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上，他们已经胜利地迈出了第一步。（项孔言）
《浙江日报》，1958年1月1日
夫妻双双报名，父子争先落户
本省大学教师要求下乡上山
浙师一百余位教职员即将出发，浙大也批准百余教职员下放
（本报讯）“下乡上山，安家落户，建设农村，锻炼自己！”已经成为杭州市各高等学校教职员的行动口号。在学校里，要求“下乡上山”的大字报到处可见，申请书、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党委会。截止12月31日止，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医学院、浙江农学院、杭州师范专科学校等五校共有二千余教职员贴出了大字报和递了申请书。浙江师范学院全校六百四十名教职员，除了两个七十岁上下的老教授之外，全部报了名。浙江大学已有九百三十多教职员报了名，占全校教职员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
12月20、27日，浙江师范学院先后批准了一百四十四名教职员下乡，其是党、团员占百分之六十四，讲师以上的教学人员和科长以上的行政干部占百分之二十强。他们即将去农村安家落户。浙江大学12月31日下午也批准一百二十六位教职员首批下放，其中党团员占百分之七十八，汤惠、蒋新、夏志斌三位副教授和朱世英等十几位讲师都光荣地被批准下放。
在“下乡上山”的热潮中，无论是年轻人或是老教授，无论是党员和非党员，都以革命精神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浙江大学数学系代主任毛路真教授头发已经斑白了，但是他一再贴出要求下放的大字报。他说：“我的儿子（在浙江师范学院任讲师）已被批准首次下放了，我也要跟上去！”浙江农学院副院长丁振麟教授贴了大字报，又向领导上打了报告，坚决要求下乡安家落户，把自己锻炼和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另外浙江大学的杨耀德、寿俊良、王谟显、赵仲敏、张树森、浙江农学院的蒋芸生、王福山和浙江医学院王维松等老教授都向党委提出了要求。
这几天，各校出现了许多妻子支持丈夫、家长鼓励子女参加农业生产、夫妻双双报名要求一起下放等动人事例。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童致和讲师的爱人金秀奇（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听说学校公布第一批下放名单中没有自己丈夫的名字，立即写信请求校党委会批准她丈夫下放，说这是他们全家人的心愿。果然，在第二次的光荣榜上就出现了童致和的名字。浙江大学化工系李博达教授和他的妻子费芸生联名向党委提出申请，要求双双下乡上山，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浙江日报》，1958年1月1日
浙大师生员工向浪费宣战
全校基本建设和教学设备等方面浪费现象严重校领导上采取初步措施后已节约资金百余万元
（本报讯）浙江大学在整改阶段中，初步揭发了积压、浪费现象，同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制止浪费现象继续发生。
浙江大学的许多部门普遍存在铺张浪费现象，有些还很严重，在基本建设方面，由于建筑盲目追求现代化，有的设计标准过高，有的教学大楼造价平均每方公尺九十余元，有的宿舍大楼造价平均每方公尺高达一百十元，超过高教部规定的标准。浪费土地的情况也很严重：几年来共征收了九百三十七亩多土地，按现有学生人数计算，超过规定标准的一倍，至今尚有大量土地早征迟用或征而不用。同时建筑密度过稀，也给各项附属工程如水电路线、下水道等带来不少浪费现象。
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方面的积压、浪费现象更为惊人。光据电机系、机械系两个系实验室的初步检查，因错购、重购、多购、乱购而造成教学设备的积压、浪费，价值就达三十余万元。例如，机械制造教研组有一架大型镗床价值三四万元，但由于型号太大，根本不适宜做实习用。在购买时，有关人员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但还是买来了，结果放在实验室内“展览”了三年多。电工量计工业电子学实验室，花了四千五百元左右添置了一批很漂亮的实验桌和设备，把原来可用的旧东西搁置在走廊里。光学仪器教研组不少机器已烂掉，只好给修造工厂做烂铁用。此外，几年来损坏的仪器设备估计价达三十万元到四十万元。
在人民助学金方面，批准时一般偏高偏宽，同时没有注意贯彻阶级路线，该享受的没有批准，不该享受的反而批准了。全校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学生占学生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七，机械系金属工学555班享受人民助学金人数高达百分之七十五，有的学生用助学金任意挥霍。这种情况，不仅浪费国家资金，同时助长了学生中自私自利、事事依赖国家的思想。
对初步揭发出来的上述严重积压、浪费现象，已引起学校领导上的重视，并且开始本着勤俭办学的精神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浪费。如学校领导已重新审查了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削减了基本建设费用六十万元，并且决定紧缩场地，暂时不用的土地退给农民耕种。对现有机器、仪器等设备、实验材料以及图书资料，将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清理，对积压物资已着手处理。各系在复查了今年的教学设备订购计划后，共核减了设备费四十七万四千六百多元，占这方面全部费用的百分之四十二以上。同时，有些教师还积极找窍门挖潜力，结合科学研究，自制实验设备。如机械系任傅丰副教授等人已制成了一架适用于该校实习工厂车床上的液压靠模机。对于人民助学金的分配，学校有关部门已进行复查，并根据政策作了合理的调整和分配，每年可为国家节省四万六千九百多元。以上几方面合计，一年可节省一百几十万元。
学校领导上还决定在下学期开学后，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展开放鸣和辩论，点燃起反浪费的熊熊烈火，彻底烧掉一切浪费现象。（孔言）
《浙江日报》，1958年2月10日
浙江师范学院火烧浪费
物理系积压浪费仪器价值达八万元地理系化学药品可以使用百年以上
（本报讯）反浪费之火已经在浙江师范学院燃烧起来。
最近，浙江师范学院各单位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初步揭发校内的浪费现象，并开展热烈的辩论。座谈会上的情况表明：仪器、图书方面的积压浪费，在该院是最严重的。据初步估计，单是物理系积压和浪费仪器的价值就达八万元以上。该系原有六只旧的，仍可使用的分光镜，但又买了八只新的更好的分光镜，那些旧的从此被打入冷宫。地理系积存的化学药品，可以使用一百年以上。损坏仪器的现象也很严重。物理系的某助教在一次实验中就损坏了五只标准电容器，价值一千多元，化学系在去年一年中就损坏了价值三千八百多元的玻璃仪器。文科各系的主要浪费是图书、文物采购不当。如有些外文书，本来是可以买影印本的，却花了七倍以至于二十倍的价钱买了原版本。历史系用五十元钱买了一件楚墓出土文物垫尸板的仿制品，对教学和科学研究都无用处，体育科花费一千七百余元装置了灯光球场，利用率极低，其实是完全可以不装置。又如学报编辑室仅编印了三期学报，积压、浪费的钱就达三千二百八十元。
为了进一步深入地揭发浪费，批判和纠正讲排场，讲气派、盲目追求现代化不珍惜国家资材等思想、作风，浙江师范学院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决心引火烧身，大力整改。（言力）
《浙江日报》，1958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