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解决事变的态度。怎么解决“西安事变”，虽然当时众口纷纭，归纳起实为两途：一是武力解决；一是和平解决。宋美龄是比较坚定地主张后者解决的办法。在书中，她首先回顾了当时南京的形势：“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她认为：“这次事变不仅为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规范之中。”她认为：张学良发动这次事变“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于是她采取的态度：一是“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二是“唯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础。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三是“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勿使和平绝望”，“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四是用武力解决，“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甚至若蒋介石也主张用武力解决，“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从书中所述可见，宋美龄对解决事变的态度是符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符合当时的形势，也是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当然，书中所写也完全可能是宋美龄事后的标榜，不过在事变解决之中，她的确是这样做的。
第三，记录了事变解决的过程。从端纳西安之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接着宋子文入陕(“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最后是宋美龄亲自赴西安，书中写道：“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藉口，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困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到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
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宋美龄到了西安，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迎接，宋在书中写道：“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诫)余，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致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接着，书中又叙述了宋美龄会见蒋介石的情况以及会见各方面人物的情况，其中记录了宋美龄见周恩来的经过：“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
第四，记录了释放蒋介石的过程。宋美龄争取西安方面在圣诞节释放蒋介石。
书中写道：“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子文与张之努力，益增沉默中紧张之程度，正不知圣诞日将发生如何之景象；然就现状观之，乐观成分实甚少。”“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圣诞节这一天的活动，宋美龄是一小时一小时在书中作了记述，“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
第五，全书把美化蒋介石作为一条主线。书中处处说，“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自破被困之后，全国民众，忧疑惶急，向所未见；即平日反对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祷其出险者，遍布全球；稚龄学童，号哭如丧考妣；兵士闻其不讳之误传，竟有自杀者”，“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此后不幸之变化未易测也”。
最后将蒋介石释放了，宋美龄更是将蒋吹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此日之纪念，不唯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族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相匹配，蒋介石写了一本题为《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这本书是蒋介石要陈布雷替他写的。从1936年12月11日起记，直至记到12月26日，陈布雷在1937年的日记中说：“2月2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从表面上看，《西安半月记》把每一天的主要活动都记下来，把蒋介石的一些思想即内心活动也记下来了。这本《西安半月记》反映了蒋介石顽固地站在他原来固有的立场上，提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认为这次事变是“几摇国本”。蒋介石把这一“事变”列入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第二，认为这次事变是“叛乱”。开始，蒋介石“犹疑为一部之兵变”或中国共产党“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后来，蒋介石认为“此决非局部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而且蒋介石把它同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相比较。
第三，抱着顽固到底的决心，不愿谈判，不让向他提出条件，而且以死要挟。
蒋介石要邵力子转告张学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一再表示所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什么“国家之正气”，表示要“成仁取义”。他还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这似乎是一封遗书，准备至死不悟。
第四，随着端纳、宋子文及至宋美龄等人来陕做工作，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变化，答应了让他回京后，条件可以接受。蒋介石的话是这样说的：“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同《西安半月记》比较一下，两本书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由于蒋介石身处其中，而宋美龄则旁观者清；可能由于宋美龄与蒋介石均代表英美在华的利益，而宋美龄更亲近、更处在第一线；也可能由于宋美龄对张学良在几个历史关头均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如在东北拥蒋易帜、在中原大战中拥蒋率军入关、在“九一八”事变后替蒋背起了“不抵抗主义”的黑锅等)，了解张学良、谅解张学良。正因为这两本书有差异，在国民党内部反响也不一样。陈公博在1939年6月在香港作序的《苦笑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西安事变闭了幕，蒋先生和蒋夫人还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的合刊。
一天中央政治会议正开会，宣传部长邵力子刚坐在我的身边，他真心诚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问他看什么？他随手把那本草稿递给我，说："你看看罢，看有没有毛病，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呢。"我一看原来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个钟头一气读完，会议还没有散。"这本书很有毛病，应该斟酌过才可出版。"我对于力子先生贡献，"我也这么想，你试说那毛病在哪里？’力子也虚怀若谷地问我意见。"我草草一看，便发现《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很矛盾。你看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处处骂张汉卿，而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倒处处替张汉卿辩护，而且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里从不说他见过共产党，见过周恩来，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回忆录》则叙述张汉卿介绍一个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既说他是"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又说"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实不尽的马脚。我以为既有《西安半月记》，就不出《西安事变回忆录》也罢。如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定要发刊，非大加改削不可。
我对力子贡献着，因他是一个宣传部长，宣传不妥，他也有责任的。"你说得对。"
力子很坦怀。这样，这本《西安半月记》合刊，印刷好又停止发行，忽发忽停，反复了三次，结果还是面世了。我责任不在宣传，自然不管这些闲事，许久我又碰见力子，我问他为什么还是让它这样矛盾，他说："蒋夫人一定要这样，不肯改，我有什么办法呢！”但是，毕竟宋美龄与蒋介石是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一个利益，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与《西安半月记》中，都对“西安事变”持敌对的态度，表示极度的不满；都对张、杨持斥责的态度，表示极度的反感；都把蒋介石的历史作用加以竭力吹捧，似乎他的生死决定历史发展的命运。总之，这两本书中所反映的“西安事变”的情况，均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维护国民党的权益。可以说，这个共同点是这两本书的一根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