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休闲的定义是什么，其特点又是什么，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活动——它被相对狭义地界定——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从本土与非本土这两种视角来看，原居民的时间概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对研究与应用都有很大的影响。特瓦人类学家Ortiz（1972）描述时间时暗示了这种差异，因为他使用的是普韦布洛人的时间概念，而这一少数民族的时间是和自然力量和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欧洲-北美休闲中所使用的时间概念，其基础正是非普韦布洛人的、武断的时间单位，这使这里提到的另一种理解变得模糊不清。
“活动”的概念在大多数休闲研究中同样模糊不清。对本土人口进行的研究中，“活动”的选择常常反映出典型的欧洲-北美对运动、体育以及体力活动的文化上的理解。手工、舞蹈、社交与艺术等活动都被归入其他类别中去。本土人传统的游戏和体育活动以及一些表达性活动则被合并到了欧洲-北美休闲活动或者民族竞技活动中，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神话以及礼仪背景。欧洲-北美的休闲有时和一些良好的愿望联系在一起，想用以教育原居民，向他们授权。但即使这样，还是会经常导向疏离本土传统、同化或与代表欧洲-北美权力的利益合作，甚至使本土活动变成商品，变成“东西”（Grande，2004）。
原居民的历史或传统“休闲”实践
原居民及其休闲的历史记述中，通过欧洲-北美镜头所认识的本土传统活动和原居民与欧洲-北美休闲及相关活动（如游戏和玩耍）的联系交织在一起。很少有人尝试从本土人的视角来理解休闲活动。一些最早的研究记录了与大范畴的欧洲-北美休闲娱乐相关“因素”的学术知识。它们乃是对原住民“游戏”的人类学研究。Culin（1898，1903，1975）的论文认为“游戏”的定义不言自明，不予讨论。但是他记录并将北美印第安人的游戏分成三类：靠运气、靠技巧和靠灵巧。他把讨论集中在运动的规则、结构以及器械上，对于多样化部落游戏中内在的神话色彩和礼仪则轻描淡写，从未认真讨论。
Salter（1972）的博士论文为从宏观的角度研究Sioux（苏人）与Alqonqui原住民游戏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背景。他把这些游戏同死亡、疾病、天气和生育相关的仪式联系起来。游戏的其他方面，诸如食品与货物再分配以及袭击与战争的替代等则大多未加探讨（Cajete，2005；Gabriel，1996；Nabokov，1981）。Cushing（1986）将一些语系与实际仪式联系起来，Mooney（1896，1898，1900）也为游戏的收集与归类作出了贡献。然而，在原居民的具体传统或跨本土文化领域方面，对“休闲”的详细调查——无论是欧洲-北美——大都还处于空白状况（McAvoy & McDonald，1997）。
对历史与传统的关注一方面维持了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则僵化了原居民的代表性和概念。欧洲-北美休闲以现代实践不真实、把过去理想化或使其不现实为由，扩大与延续原居民原始、不变的典型陈见，使它变成剥夺原居民权利的工具（Raibmon，2005；Smith & Ward，2000）。假如原居民没有进行欧洲-北美所定义的“传统本土休闲活动”，他们就可能被认为不够本土、已经同化、已经失去原有文化、或者被剥夺、占用。将这些场所和过程复杂化的学术研究对于理解多重身份和权利、走出历史或代表的各方面，进入文化生存以及自决来说十分重要。这对城市背景下的原住民来说尤其如此。
原居民的“游戏”与欧洲-北美体育活动之间的比较与相同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支持与研究（Parashack，1997，1996，1995a，1995b，1991，1990，1989）。体育一直以来都是对原居民实行规范和殖民化的一个领域，也是原居民进行反抗和表达自己的活动渠道。Cohen（2002）对18世纪跨文化戏剧的描述暗示，对本土体育和运动的误读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其他研究者描述了原居民的传统性别角色、美的现代理念和种族主义、当前本土妇女参加体育和体力运动的愿望以及体育中的平等观念，原来对本土“游戏”和“体育活动”并不复杂的理解反而变得复杂了（Fredericks，Croft，& Lamb，2002；Giles，2004）。
传统的休闲研究并没有明确将本土活动和艺术（如制陶、画图、绘画、珠宝、唱歌、音乐与舞蹈）联系起来。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与工作或生存、精神以及仪式的联系等。此外，休闲研究中对体力运动或社会结构的压倒性关注，以及艺术界将艺术的自我身份与休闲分开的做法，两者都给欧洲-北美的休闲研究造成了距离。鉴于城乡背景下与本土文化相关联的音乐、舞蹈在恢复健康和授予权力的力量，当前休闲研究中这种联系的缺乏令人不安。（Dunbar‐Hall，2004；Kwaku，1999；Matter，2003；Mitchell，2000；Renner，1999）。目前，音乐、舞蹈以及口头诗歌（如说唱音乐）——无论传统的或现代的版本——正在显示它们的力量，这对理解本土城市文化和休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Dimitriadis，2001；Lai，2005；Lashua，2005；Mitchell，2000）。
原居民、欧洲-北美休闲以及文化生存
在休闲研究领域，欧洲-北美休闲对传统活动和文化造成的伤害很少被提及。
“善意”的假设使得无数休闲概念、结构以及框架范围内的压迫、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势力化作无形。在历史上以及在当前国际舞台上，欧洲-北美休闲造成原居民的死亡和疾病，导致试图同化或消灭本土文化和语言，压制本土活动与管理结构，导致原居民被迫为欧洲-北美休闲活动服务，造成原居民与他们的实践商品化和丧失。具体的例子包括向原居民引入烈酒、性交易、把强奸作为体育、居民区学校以及创造新的游戏（如远距离传高球）。在这些活动中，原居民被当作物体或者球类来看待；表示陈见的“正宗的原居民或文化”成为旅游项目；原居民被迫参加欧洲-北美休闲活动（Hollinshead；Jordan and Weedon，1995；Trask，1999）。许多控制原居民的政治策略都环绕着禁止和控制本土与非本土的休闲活动，包括盛宴、庆典、进食、印第安冬节、赌博以及性活动等（Bracken，1997；Kame"eleihiwa，1992）。另外，对体育和体力活动的关注总是和身体强健却缺乏才智的人群混为一谈（Hokowhitu，2003）。此外，Meekison（1997）提出，非原居民、政府与权力机构利用“本土”这个概念来宣传自己的看法，但却很少或一点也不考虑对原居民观点。例如，欧洲-北美人通过清教徒的视角对本土仪式性赌博活动进行阐释，把北美土着人在公众领域的参与局限于Cody的西部牛仔戏这类娱乐活动中，利用欧洲-北美的休闲来教化原居民的孩子，给“正宗印第安身份”下定义，推销旅游项目等（Dewar；Gabriel，1996；Maddox，2005；Mangan，2001；Meekison，1997）。假如像本土学者所提出的那样，对学术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对研究、方法论、概念以及哲学等方面的非殖民化的话，那么这些联系不失为一个好的起点。
在把欧洲-北美休闲活动强加在原居民身上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抵抗的场所（Alegi，2002；Majumdar，2004）。在政治反抗还不可能的时候，体育活动上的胜利为原居民提供了机会，能在主流社会中强调自己的存在。这种参与将本土人的日常生活人性化，为他们提供一个表现活力、进行社交以及实现团结或融合／文化适应的舞台。正在出现的原居民与美国原住民拥有并经营赌场的趋势把我们带回到和游戏以及精神信仰相关的本土赌博传统。此外，尽管还存在缺陷，这种“现代翻版”延续了在主流美国社会，印第安人和原居民之间财富的重新分配过程（Gabriel，1996；Mullis & Kamper，2000）。
这篇分析论文无意抹杀大部分研究成果。它们关注原居民参与欧洲-北美的休闲活动及相关的利益（Cole，1993；Fox，Ryan，vanDyck，Chivers，Chuchmach，& Quesnel，1998；Iwasaki，Bartlett，& O"Neil，2004；Reid，1993；Sky，1995）。考虑到在本土人口的多样性和混血身份，也考虑到有关文化适应和现代版本土实践存在着的不同政治观点，应该说这些研究证明了欧洲-北美休闲的跨边界意义。本文所提出的分析将这类研究置于更大的政治、文化地平线内，并指出关于休闲对本土自决与自治的影响尚缺乏关注。
原居民、休闲以及健康问题
原居民的健康观念通常包含了丰富的相互关系和生存的多层次性。从原居民的整体观念来看，健康包括了土地与环境的生产力、精神仪式及常规、家庭与部落关系、文化活动以及自治。在生态、集体以及个人层面上，健康和康乐对本土人民来说显然还是一种奋斗。和他们的健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变革以及社会和环境中的变化（Bjerregaard，Young，Dewailly，& Ebbesson，2004）。夏威夷本土学者Oneha（2002）发现，夏威夷本土人的健康问题和土地与水密不可分。作为一种自然的结果，社会、精神和生态功能失常以及超自然力量的介入被看作是重大疾病的缘由（Maher，1999）。如果从个人或以个人为中心的角度来定义健康，或如果排除人的因素来评估环境，那么应该说这一观念尚未被很好地理解和接受。欧洲-北美的健康观念是一个狭隘的突出个人的框架，和无数环境因素完全脱离。此外，欧洲-北美休闲研究一般都把与健康相关的一切植入欧洲-北美系统。这些系统对治疗情有独钟，把它与精神和社区活动完全脱离，只字不提殖民主义和压迫性政治力量在制造疾病时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这些系统也资助欧洲-北美研究与研究人员，支持欧洲-北美机构与项目，破坏传统的治疗疾病及关系模式。
将青年原住民看成是“危险青年”，或将注意力集中于原住民的常见疾病（如糖尿病和酗酒），这样做既可能导致解决方法的出现，也可能使定义本身产生问题，从而加深有关原居民的负面形象及陈旧概念。“起初，这样做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健康风险评估，对社会文化方面的健康和危险则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