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识：理论
近年来，很多人类学家都采用了由A.Kimball Romney，Susan Weller和William Batchelder在1986年提出的一个文化共识模型。他们认为，文化从观念的角度看，根据其现象的意义，是由某些文化的成员持有的在某种程度上统一的信息结合而成的。此外，文化又是由许多单独的领域组成的，其每一个成员未必能相等地分享这些领域知识。例如，人类学家James Boster（1985，1986）曾经对居住在秘鲁北部热带丛林中，以烧毁植被获得临时农田来种植水果蔬菜为生的希瓦罗人做过一个实验，测试他们对于种植木薯知识模式。结果显示对于怎样辨认木薯，有一个统一的文化模式（在那里一共有100个木薯的品种，每个种植园都会种植30种左右），但是每个人对其的掌握程度都是不同的。
通常，从事种植的女性比从事打猎的男性在这方面更懂一些，年长的传统女性比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女性知道更多些，相互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女性容易相互达成共识，而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女性则困难一些。根据Boster（1986）所说，“因此，这种由受访者对于木薯种类认同认识上达成的一致的模式正反映了文化知识传递的模式”。同样的，在某个墨西哥村庄，我发现至少组织过一次当地节日庆祝的人（Chick，1980，1981，1989，2002）对于节日组织形式的了解并不一致。对该组织系统有更多经验的人，常会持有更相近的观点，而那些缺乏经验的人的观点则会和多数人的共识存有差距。而且，就行为而言，个人并不需要按照多数人所认同的认知的组织方法来主办节日。因此文化团体中的成员不仅对什么在文化上是“站得住脚的”会存在分歧，而且他们的行为也不会一直符合公认的文化标准。
文化共识：分析
Romney、Weller和Batchelder（1986）从受访者可靠性的角度来研讨文化共识。在标准的可靠性分析中，例如，调查问卷或者测试中的每一个项目相互关联；这些项目和它们分别与问题所涉及的内在特性（例如智商）、能力（例如做游戏或者是进行体育运动）、或知识（例如关于树薯的知识）也相互关联。两者程度相似（Weller &； Romney，1988）。在共识分析中，受访者所给出答案相互符合的程度，正反映了他们对于问题在文化上的正确解释的理解程度。比较可靠的受访者应是那些拥有更多知识的人。
文化共识分析使研究者不仅能够判定文化领域问题在文化上正确的解答，而且了解受访者共享这些文化领域的知识和信仰的程度——这些事情他们通常不会事先知道。文化共识分析的第一步是评估所有可能配对的受试者之间的相似性，通常使用关联法。然后，通常使用因子分析（Weller，1998）来确定应答模式。这种方法不同于普通因子（主成分）分析之处在于，它把人与人的关系矩阵作为因子分析，而不是选项和选项间的关系矩阵，从而得出个人的知识水平（例如文化特长）。
文化共识在应用时常被定义为一个单因素解决方案，其中第一个特征值和第二个特征值的比例大于或等于3∶1。所有的有效值（例如代表受访者和潜在的文化认可的答案之间相互关系的因子负荷）都是非负数。通过对个人知识得分的加权运算可以测出答案是否与文化相符。因此知识更丰富的受访者判定与“文化相符”方面的答案会得到较高的权重。
然而，文化共识分析也有其局限性。例如Weller（1998）指出，由于这种模型目前的形式，它无法处理一些复杂的情况，诸如受访者表示他／她不知道某个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猜测），或者回答偏差——受访者对正误题偏向于回答“是”而不是“否”（或者“对”，而不是“错”）。此外，Handwerker（2002）也提出文化共识的研究模式是基于不切实际的假设，尽管他没能说清楚究竟这些假设是什么。以上大篇幅的讨论如何定义、衡量文化，旨在说明文化认同是多方面的，根据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但是那些决定认同的领域，如国籍、种族、性别、职业、政治从属关系、宗教信仰、食物、休闲生活方式，等等，很明显是分等级的，有些领域更为重要——取决于认同所表现方面的背景。最后，既然文化作为认同形成的组成部分定义一直不完善，衡量也不精确，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变量，它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因此共识理论及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替代。
文化认同
当今世上大多数人都确认自己有多样、交叉的和重叠的认同。这些认同包括了国家的、地域的、文化的、政治的、种族的、阶级的、人种的、宗教的、年龄的、家庭的、职业的、性别的、性倾向的、休闲的和其他生活方式的认同。个人、群体声称拥有这些认同，其他人也把这些认同归在他们身上。由于属于，或声称属于，或被人指定属于某一个特别的群体或文化（就像上面现象意义所定义的那样）才有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有时候这些群体很庞大，像在单一民族国家，这样个人就会具有美国或中国的文化特征，尽管在这些大国内部文化千差万别。有时一个人所属的群体很小，这样个人的身份认同能够基于他或她的居住地或社交圈，只要这一居住地或者社交圈的情况看起来有别于其他相似的群体即可。认同通常以符号展示出来——如着装、装饰物（如珠宝，纹身或者其他形式的体饰）、发型、烹饪风格、艺术、音乐、休闲方式、语言以及其他的表现形式。
除了一些外在表现认同，我们有时会下意识地，但经常有目的地，通过习得或共享信息的领域，即文化（即，文化适应），组建起自己的群体——它们与其它的群体相区别，或者能让我们同其他人相区别。举例来说，在读研究生时，我干过几年机械师，通过当时以及随后的研究（例如，Chick &； Roberts，1987；Roberts &； Chick，1987；Chick &； Hood，1996，1998），我对机械师这个（亚）文化有了了解。
于是我学会让我的举止像一个机械师，为周围的机械师所接受，这样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提出一系列关于机械操作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给随意挑选的一些机械师做，我可以得到非常一致的答案（即，文化共识）。但是如果我把这些问题给非机械师去做，就无法得到这样的结果（Chick &； Roberts，1987；Roberts &； Chick，1987）。又，如果把一批金属板预制工和一批机械师集合在一起，调查他们的室外娱乐活动，那么他们的答案可能会显示相当的共识，尽管这两个群体也许在机械问题上并不会达成一致（Chick &； Hood，1996）。最后，暂时撇开其他可能存在的文化认同，如果我们把钢铁工人和脑外科医生也加入上述的调查样本中，询问关于环境方面的美国文化价值观，我们也可能在答案中找到文化共识（Kempton，Boster，&； Hartley，1995），尽管这些受调查者在他们的职业文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美国的机械师知道怎样表现得像一个机械师，怎样在室外表现得像一个蓝领工人，怎样在大多数情形下表现得像一个美国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是如此。
最后，运用Good enough的（1957）所提到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为了使人们接受你的行为，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我和Robert Hood（Chick &； Hood，1996）能够精确地预测到随意挑选的一批机械师和工具模具制造工人会倾向于参与哪些室外娱乐活动（特别是涉及机器的活动）。但是如果换上一批可以与之匹配的、其他行业的人，我们的预测便不那么灵了。
个人和团体的认同
如上所述，个人和团体可能会显示出或拥有或被赋予多样的认同。个人加入到不同的组织中，各组织又有不同的组合，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被赋予一般性的认同。如前所述，这种个人认同常常会随着情形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境况下，人们可能希望被当成是美国人、中国人或者比利时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希望被看成是美籍意大利人，美籍华人或者美籍比利时人。一个美籍意大利人或者美籍华人可能会根据性别、居住的环境（城市或者乡村）、职业、休闲生活方式而采取其他的认同。根据Good enough（1957）的理解，多种认同中的每一个以巴都和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人就会知道该有怎样的行为才可以被接受，或作为一个美籍意大利人、或一个女性、或城市居民、或律师、或网球运动员等等。
群体认同通常形成于某一个或一些假定的、归因的、或获得的认同。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虽然会在某些认同的表达程度有所不同（如Triandis，1995），但在作为一个群体看待时，通常会被认为分享同一种文化认同（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个人认同乃是所属的多种群体成员身份的复合产物。虽然所有这些群体文化都可以是研究对象，但休闲研究人员似乎主要集中关注基于民族、人种、年龄和性别的认同。此外，绝大多数的研究是在单一民族国家之内进行的，尤其是欧美。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献回顾中，我将主要论述集中在北美的人种和种族认同、文化与休闲研究。性别、年龄和其他有关认同的标识值得提及，但我的大部分评论都应该适用于它们。
文化和种族的认同
随着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移民浪潮，文化同化的所谓“熔炉”概念在美国占统治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然而，对于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差异性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并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认真进行。社会学家Nathan Glazer和Daniel Moynihan认为（1975），“种族划分”这个单词第一次出现在1972年版的牛津英语词典。然而，这个词的来源则要古老得多。“Ethnic（种族的）”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ethnicus或希腊文的ethnikas，都表示民族的概念。同样，“认同”一词来源拉丁文的identitas，而identitas又来源于idem或“同一。”根据Simpson &； Weiner的观点，认同的概念是指：“人或物在任何时期、任何环境下的同一性；人或物作为其本身（而非其他任何人或物）的条件或事实。”种族和身份识别两者合在一起的概念是：一个群体或是一个民族中人们的同一性，他们有着共同的习惯、传统、历史和经历，在某些情况下居住于同一地理区域。McLemore和Romo（1998）提出类似的定义。根据他们的观点，一个种族群体是“一群人或一类人——他们被包括进该群体或类别内，主要是因为具有相同的民族、宗教、语言或个人在其他方面的社会和文化遗产”。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定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认为习俗、遗产和其他的文化标识通常能指示种族群体地位。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种族认同介于原始的本质特点（如，Geertz，1963）和有赖环境、背景的特性这两者之间（如，Gil‐White，1999）。前者基本上继承的，而后者则由文化和情景所激发，用一种符号作为工具，处理社会生活（Barth，1969；Cohen，1974）。然而，近来由于不断出现新的种族认同，前者原始的方面遭到了破坏，而后者的观点也受到下列事实的挑战：人们常常竭力依附哪怕是最新形成的认同（Cronk，2002）。Gil‐White（1999；2002）发现，在多民族的蒙古地区，种族认同与原始或“血缘”关系强烈相关。这说明只要他人仍然意识到这种血缘关系的话，要改变一个人的种族识认同将会相当困难。
现在还不清楚Gil‐White（1999；2002）的研究是否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种族群体。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实际上，种族认同的确能够在内容和成员方面发生变化。
Barth在他的重要着作《种族群体和边界》（1969）的前言部分强调了边界划定和维护过程的重要性，而这种过程是在特殊政治历史环境下产生的。Harrell（1996）主张：即使群体认同被认为是共同的血统和文化构成的，但是共同的社会政治经验才是构成群体认同的基础。政治领袖通常利用种族认同煽动和为战争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种族清洗辩护（Brown，2001），其中包括19世纪强迫美洲原住民从传统的居住迁往较远的保护地，1991-1999年南斯拉夫冲突中对少数民族屠杀和驱逐，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和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