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领域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工作和家庭冲突的文献。这一研究显示在过去十年中角色超负荷现象明显增加，工作和家庭冲突这一问题尤其困扰那些需照顾子女和其他依赖者的雇员。大多数文献并没有考虑到休闲问题。但是缺乏休闲、缺乏个人时间或属于个人的时间，对处于时间压力下的父母或其他处于时间压力下的雇员明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不断显示，工作母亲时间压力最大。一些评论员将工作母亲的日常生活描绘成好像在跑步机或“老鼠笼”里，机器的轮子从不停止转动。这又一次说明，这些母亲的生活同休闲非常相关，因为休闲代表着从老鼠笼里脱离，哪怕是短暂的脱离。研究家庭和休闲的文献已经讨论过性别问题，以及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家庭，给个人定位常常存在差别和不平等（参见苔丝·凯的文章）。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有关工作、变化着的工作结构、工作压力和工作和家庭冲突等问题的“主流”讨论中并没有纳入休闲的研究文献。考虑到时间压力对于心理压力的影响程度，以及休闲作为一种释放压力的潜在益处，这种状况尤其令人遗憾。
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是近年来付薪工作时间的增加。这也许是压力加剧、工作和生活平衡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在可获得先进技术并拥有技术基础设施的国家，如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也同样存在。的确，美国被誉为发达世界的“长工时冠军”，在这方面已经超过日本。此外，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人在正式或非正式经济中，常常要长时间工作以便能够支付生活必需品。
人们提出不少观点来解释这种工时的增加。包括消费主义的兴起，即需要延长工作时间来满足消费，驱使“工作和消费的循环”不断持续，以及／或者“生活必需品”观念的改变。其他一些观点强调因市场竞争加剧、科技、缩编和裁员而导致剩下的员工的工作量增大。例如，最近在英国由Swan和Cooper（2005）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上述现象似乎同所谓“长工时文化”相关联：工作时间常常要比正式合同规定的长，而且长时间工作得到鼓励和奖励。而某些幸运的雇员，尤其是年长的雇员，也许能够通过各种弹性工时制来重新商谈他们的付薪工作时间和工作职责。但并非所有员工都可以享有这种选择，也并非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享有这种选择的机会，因而这种选择可能不会带来工作和生活平衡问题的改善。的确，非标准的工作时间表只会加重而不是减少工作和家庭冲突。因此，定制式的工作时间也许不能减缓工作压力和增加的工作量。
近来工作场所文化的变化可能表示休闲和非工作时间的总体贬值。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不断变化的工作和休闲的标准和信念，以及它们与压力、生活平衡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同这些问题相关的是劳动政策问题，不仅包括工作时间和加班，也包括母亲／父亲产假、家庭假、子女照顾和度假时间的政策。
其中一些政策直接影响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否可获得照顾家庭的时间、对各种不同家庭的支持，而另外一些政策关系到是否可获得休闲、休闲时间、儿童、青少年和老年可否获得娱乐机会，以及除了工作和其他义务以外的时间的重要性。
由于与压力有联系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血管病、慢性疲劳、失眠和慢性忧郁症的增加，因此健康问题也与本部分讨论的内容相关。其他健康问题包括食品和洁净水的可获得性、由于艾滋病造成的致命流行病的危险、流感的新种类和“超级细菌”，还有与肥胖和糖尿病相关的疾病。许多这类健康问题极大地影响那些已经由于贫困、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下而处于劣势的人群。
显然，解决这些影响深远的健康问题除了需要改变保健和医疗之外，还需要改善经济和环境。不过，近几年来，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证据说明通过某些途径，休闲能够帮助减轻或防治其中一些健康问题（正如曼内尔和杜普意两人各自文章中记录的那样），而且，这类文献应该被纳入到更广泛的健康文献中去。与此同时，某些休闲实践也有负面效果，因此，也应更多地考虑到休闲实践也会对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过度进食、吸烟、酗酒和滥用药物以及其他危险的休闲形式）。与休闲相关的危险行为已经被认识，特别是那些同年轻人和青少年有关的危险行为。然而，由于某种休闲形式导致的负面健康结果对其他人群也可能是个问题。
我们再次认为，休闲研究人员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态度有重要的见解，他们能帮助推动有关社会政策的讨论，包括与劳工、家庭、健康和保健等政策。这些见解不仅与时间利用、休闲的益处和制约相关，而且还与那些不同生活领域的不同融合方式有关。这个全面的视角提供了研究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区康乐和生活质量的新思路。
人权和正义
到目前为止讨论的问题都与人权和正义的基本原则相关。例如，贫困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时间和工作的不平等分配以及社会服务、教育和保健机会的不平等都是人权问题。
休闲宪章和圣保罗宣言“全球化社会中的休闲”呼吁所有人都有获得和参与休闲的权力。根据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休闲的价值、意义和益处的资料，休闲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人权问题。与此同时，本文认为休闲机会与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密切相关，并对它们具有重大影响。因而，不仅仅是休闲权的问题；就休闲而言，休闲还在更广泛意义上起重要作用，虽然休闲权本身也是人权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