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1年的台北，正是被林徽因女士称作“人间四月天”的季节，我第一次到台北。台北4月的雨和主人的好客给我留下美丽的印象。另一个收获是遇到台湾政治大学的黄葳威教授，她送给我一本书，名叫《文化传播》。我被书名吸引，更对这本书的思考途径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本书走出大多数传播学研究的既定理论，从传播与文化的交合处入手，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
后来我给本科生开设了《传播与文化》这门课，需要教材就参阅黄教授的《文化传播》构思《传播与文化》这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大纲。大陆《人间四月天》在台北播映，台湾教授与大陆教授之间的交流合作这样顺理成章地进行着。
当然，这种阅读的欢喜也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不谋而合。本人对传播文化的兴趣与一直执着于媒介批评研究保持了相辅相成的联系。女性做研究，依我而言，主要是根据内心的祈求而选择，在于“一见钟情”。具体解释，是说我在生活中的各种疑惑和追求，与某些理论的视点和思考路径对路的话，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进入，撷取里面理论之叶上的每一个光点，每一次阳光照射下的别样情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徜徉其中得意忘形，生活感受很多，学术成果甚少。虽说一个人的心永远有容，但是个人的视野还是有局限的，导致了研究领域比较窄。往好里说，是专注，心无旁骛。
由于上述原因，这本书从教学大纲到成书用了近5年的时间。最后能够成书，要感谢出版社的李海燕编辑和上过这门课的学生们。
这些学生在学习中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他们的作业、论文、试卷和批评意见中。他们每次上课为没有合适的教材表现出的遗憾和谅解，敦促我尽快完成书稿。这也是作为大学老师的一种幸福。系里一位教师曾经说过：“四年毕业一届学生，我们也老了四岁，可是我们每年都能遇到18岁左右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同学。”我十分欣赏他的这句话。
李海燕编辑对于本书出版的努力令我感动，她不断地用尽量婉和的话提醒我抓紧写作，我开始爽快答应，后来不好意思说出没有完成的理由，再到后来，我们彼此不谈出书的事情，它在我们的心里搁着，更沉一些。
考虑到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学生，如何行文可以与他们有更多的共鸣，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批评获得他们的理解，这是我写作时顾及的一个方面。
因此，与正在读大二的儿子就某些问题作探讨，听听他的见解。儿子的一些看法也启发了我。
在写作过程中，最终的句号像青藏高原的蓝天白云一样，遥望着，企盼着，来不了。今天终于下决心画上了句号，我庆幸这个句号不是去年画的，今年的成稿不仅在思考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分析的实例也更为贴切和丰富。如果是明年画句号，会比今年更好，一定的。
最后，谢谢浙江大学本科生院给予的经费赞助。
编者
2009年6月